眼前这本《文化研究简史》，其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充当普通海员。

　　因此，本书不能僭称自己要去探索未知的知识领域。本书不是《比格尔号航行记》，而是"奋进号"〔4〕的复制品。它要谨慎地沿着不同方向，频繁往返于文化研究的海岸，详细地列明，不同地区在何处连接，何处脱节，并随着船只的行进，向新来者展示船上的缆绳。但是它不会忘记，谦逊的船员也不会缺乏勃勃的雄心，也会驶向远方，去发现奇迹。真相永远压缩在"奋进号"这个称号之内，"奋进号"并非星际飞船或太空飞船，而是一艘木制惠特比运煤船(wooden whitby collier)，后来经过改装，成了库克船长乘风破浪的利器。乘着这艘船，他(为现代西方文化)发现了许多奇迹，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

　　那艘船的现代复制品也叫这个名字。复制品是在长满了赤桉和变色桉(jarrah and karri)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建造的，最初由名声不佳的传媒、酿酒和地产大亨艾伦·邦德(Alan Bond)提供资金。这艘船既俨然真品又假模假样，经常四处出行，自称与原物毫无二致，带着付费游客做绝对真实可信但又不太舒适的巡游。有时游客由媒介人员陪同，虽然还说不上被媒介人员唆使。在轮船这个业已灭绝的物种上，游客因为生活不适而受尽苦难。媒介人员把这份苦难拍摄下来，交给"极端历史"(extreme history)这个最新的有关媒介体育与实境节目(reality TV)的电视节目播出。该节目于2001年由BBC在"奋进号"上拍摄，船上人不少，其中有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伊恩·麦卡尔曼(Iain McCalman)。媒介人员千方百计地使船上的生活尽可能的令人不堪忍受。伊恩·麦卡尔曼个人感受到的欠舒适与他的历史学家身份，恰当地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的就是原版"奋进号"航行天下的那个时期。显然，此举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就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应该注意(至少应该体验)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真实感受。

　　这艘崭新的"奋进号"要探索文化研究的怪异而迷人的风景，并尽量不动感情。就像澳大利亚，它可能是低调的、平凡的，也不讨新来者的喜欢，但同样像澳大利亚，它的历史是思考现代探险的一种方式，不论这种探险是善是恶。如同"奋进号"的复制品，它可能偶尔也会难以确定，你正在审视的东西究竟是本真的还是建构的，是原版的还是重现的，是实体还是风格，是现实还是实境节目。但这就是文化研究。敏锐的解读乃其头号技巧。

　　我是作为参与性观察者(a participant observer)卷入文化研究的，期间还被大泼冷水，泼我冷水之人通常都想当众彻底检验我的想法。尽管如此，本书并不是用来阐明个人立场的，它也不想对我认可的立场进行辩解。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努力成为可靠的目击证人。后面各章文化研究的处理都会冷却作者的偏爱、癖好和偏见，尽管偶尔也会夸夸其谈，但通常都是一带而过。在我个人激情中，主要激情将倾注于媒介，特别是电视、新闻和通俗(时尚/服饰)杂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围绕这个话题，我已经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非常多的著作，也发表了不太多的论文。著作包括：

　　《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理解新闻》(Understanding News)《弄懂媒介》(Making Sense of the Media)《电视学》(Teleology)

　　《图片之政治》(The Politics of Pictures)《通俗现实》(Popular Reality)《电视的用途》(Uses of Television)《美国文化研究读本》(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本土公共域》(The Indigenous Public Sphere)《传播、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我写这些文字时，上述许多著作还在发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查阅，以便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了解那些媒介。

　　在上述著作中，我对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完全相反的文本分析产生了特殊兴趣。但此时此刻，本书无意于重蹈那种不平衡的覆辙。本书是我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产物，我也无意于在倡导一种研究路径的同时，牺牲其他的研究路径，虽然我自己所受的学术训练是文学性的研究，而非经济学的研究。我是如此强调这一点，以至于本书没有任何一章专治文本分析，却有一章专论文化与经济的联系(第四章)。在那一章的结束处，我描述了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化研究宣言"之类的东西，但它并非我个人的创举，而是源于英国政府机构发表的政策文件。我的其他兴趣在此也没有得到过度张扬，下面的例证都是如此：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学史，特别是非新闻新闻学(nonnews journalism)；现代读者身份的创造；媒介读写能力(media literacy)与公民身份；郊区居民；媒介理论，特别是有关图片新闻与视觉媒介中的通俗内容的理论；新闻与时尚媒介中的女孩；广播与民主；时尚/艺术的界面；本土媒介；创意工业政策与工业研究。事实是，关于这一历史，指引我的是这个领域，而不是我自己在这个领域中所处的位置。

　　不过，差距还是存在的。文化研究中的某些重要话题或失之于简单，或失之于粗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本书的国际化还没有超越由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3A轴心。现在，文化研究已经开始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南美、拉美、东南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根发芽。甚至德国人(例如波鸿的鲁尔大学)也会偶有兴趣，投来匆匆一瞥。当然，法国人依然确信，只有他们有关这些事务的见解才是恰如其分的。我在做《国际文化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的总编时，在推动这个过程的国际化方面，已尽微薄之力。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位经济移民--其实我一直都在移民，漫不经心地从英格兰移民威尔士，从威尔士移民澳大利亚，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向回移民，直至现在--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知识新潮的跨国领悟和借用，暗示了对文化研究新颖、动人的关切，以及崭新的声音的出现。本书对这些发展做了轻描淡写，对来自后殖民研究领域的著作也是如此。这些著作包括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英·昂、迪普士·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人的著作。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既定模型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此一笔带过，理应在稍后的版本中予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