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爸爸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曾是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最早的校长，而马修·阿诺德本人既做诗人又做督学。在马修·阿诺德的引领下，有些人认为在上述社会压力下，传统的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和文化趣味受到了直接威胁，濒临灭绝。他们甚至害怕国家政治解体，进入"无政府状态"。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到高级文化中寻找。他们不是要创造更多的高级文化，而是要培训领袖和大众，使其对现有的伟大经典之作产生反应。现有的伟大的经典之作是大众社会的解毒剂。

　　"斗争"一翼

　　在20世纪，对阿诺德的愿景做最充分表述的，还要到利维斯(FRLeavis)的著作和摘要中去寻找。利维斯对现代工业生活的英勇抵抗，与他对"英语的救赎力量"(Mathieson, 1975：9697)的坚持相映生辉。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40年间，利韦斯一直大张旗鼓地传播类似的信息--英语文学乃学校教学课程的道德核心。他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明，在保存语言和对语言作出"杰出"反应的事业中，他觉得文学批评应该以何种面目示人。主要借助于期刊《细察》(Scrutiny)，利维斯的观念在大学、中小学和教师培训工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校，重点不仅被置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上，而且被置于对假想出来的大众文化所具有隔音效果的英勇抵抗之上(Mathieson：96)。

　　后来，利维斯式对于大众文化的"抵抗"被重铸为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依然是商业媒介和通俗文化，好人却是知识分子而非诗人，是政治激进人士而非文学传教士。斯图亚特·霍尔的第一部著作《通俗艺术》(The Popular Arts)是与帕迪·惠恩奈尔(Paddy Whannel)合著的，出版于1964年。它是从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走向对通俗文化进行明确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有趣的中转站，霍尔最终也以阶级(马克思主义)分析扬名立万。理查德·霍格特的《读写能力的用途》占据了同样的高地，他也更多地蒙恩于利维斯。

　　再后来，在以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为首的改良主义的文化研究中，为了支持对于政策的关切，斗争的观念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模型也被福科式的"政府性"观念取而代之(见第四章)。但是还有些奇奇怪怪的阿多尔诺式的东西残留下来，尽管在说辞上有所改变。想法还是要去探究用于统治大众，统治匿名人口的技术的那个文化区域。利维斯式的表演，连同对于诗的兴趣，都已被彻底抛弃；贝内特对于博物馆史的持久兴趣，意味着有人在强烈关注下列问题：公共文化制度是如何用来构成公民身份的？

　　"民主化"一翼

　　与此同时，在另一端，存在着文化研究的另一翼。它并不是在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化的基础上，理解大众文化的。与"斗争"一翼(从阿诺德到贝内特)一样，文化研究的这一翼也在文学性传统和分析性传统中有其先驱，但它的基本特征是，其模型是非都市化的，是外省的和郊外的。它对政府性不怎么关心，却热衷于解放；它对阶级对抗没什么兴趣，却对文化制度的生产能力兴致勃勃；它对"政府性"漠不关心，却对作为扩展"文化公民身份"之工具的媒介兴趣盎然。米根·莫里斯(Meaghan Morris)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著作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一领域，我本人的著作也属此列。

　　就在不久之前，为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通俗文化和高级文化再次联手，重铸"创意工业"(https://wwwcreativeindustriesorguk/; https://wwwculturegovuk/creative/ mappinghtml; wwwcreativeindustriesqutcom)。创意工业是作为新经济的内容供应商涌现出来的(Leadbeater, 1997)。"文化企业家"创造文化也创造财富，使用的是"稀薄空气"(thinair)资源，包括天赋，包括技术诀窍之类的无形资产。

　　作为非都市化的或外省的文化模型，民主化一翼并不怎么主张英勇对抗，也不怎么把自己与主流的斗争学派截然分开。它走的就是威廉斯、霍尔、贝内特等人的路。可以说，它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表示异议。但在同一背景上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景色。它对意义(故事、歌曲、景象、言语)的陶醉超过对于权力的痴迷，心态也更为乐观；它往往把庸常性(ordinariness)视作民主化的目的，而非谋取权力的手段；它对于教学的兴趣，胜过对于统治的关注。它的先驱是非都市性的，因而也散布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外省传统中，很少被刊诸这个学科的标准化的历史。就我自己的情形而论，作为卡迪夫文化研究学派(Cardiff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的产物(Turner, 1990：8384,及后面)，我的重要先驱人物是SL贝瑟尔(SLBethell)和特伦斯·霍克斯。

　　文化研究的两翼都对通俗文化兴趣盎然：斗争派感兴趣的，是人在彻底不平等的阶级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这样的阶级社会是建立在资本和世袭特权的基础上的；民主派关心的，是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双方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眼前的、都市性的、媒介化的闲暇追求来审视通俗文化，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把通俗文化当成民俗文化。双方都把焦点置于通俗艺术上，包括电影、电视、通俗音乐、舞蹈、摄影、时装、旅游和驾驶。　　

　　不过，这些活动并没有把自己展示为这样的文化研究，即只把文化视为寻欢作乐的平头百姓所从事的单纯追求，他们把外部世界完全置之度外。文化研究并不赞成BBC汽车电视节目"挂挡就挂最高挡"(Top Gear)的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的做派，他先是煽风点火，继之固执己见，最后又表示祝贺。与此相反，通俗文化是在浓密的乌云下面邂逅文化研究的。通俗文化并不把自己呈现为"通俗"之态，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深受欢迎"、"分布广泛"；通俗文化把自己呈现为大众-崇拜(masscult)，即大肆追逐金钱的显要人物和疯狂追求权势的蛊惑政客对去个性化大众(deindividuated masses)的操控。波普文化(Pop culture)被视作文化的对立物和报复女神，只有少数文化知识分子为它辩护，他们考虑的也是将波普文化逐出的社会的精神健康、道德健康和政治健康。从这个角度看，很难依照民主化、解放、生产能力、文化公民身份、意义、乐观主义、平凡性、教学和革新等范畴，自下而上地审视大众文化。批评者无论站在政治右翼的立场上(利维斯、TS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还是站在政治左翼的立场上(霍尔、霍格特)，都无关紧要，也无伤大雅，因为大众文化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斗争学派从一开始就与反对大众文化的文化知识分子站在一起，这一点下面的章节还要专门论及。对于文化领域中的统治性或政府性、阶级斗争、权力与统治的痴迷，直接源于对于大众的如下看法：大众不仅威胁文化，而且威胁对政治团体的良好统治。左翼和右翼都同意这一点。左翼把大众视为即将到来的、可以利用的机遇，它所采取的名义就是，通过革命，重新调整社会结构。右翼则极力包容它。双方都同意，大众已经半死不活，因为大众遇到了电影、广告和商业小说，已经失去活力或惨遭麻醉。作为一种解放性话语，文化研究已被某种知识传统所"统治"，因为这样的知识传统总是不时地出现令人忧虑的反民主趋势。

　　大众

　　大众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现代性之特殊产物。当然，以前也有形形色色的集体性人口，包括古希腊的庶民、中世纪的俗人、外国的游牧部落、层出不穷的暴民。很多英文单词都在提醒我们，把上述词语编入词典之人对平民的看法，可不总是称赞有加的。第一版《牛津英语大辞典》断定"平民"(populace)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经意大利语进入英语。它还引用佛罗里奥(Florio)的话说，平民是"粗俗、低级、恶劣、庸俗之人"。它如此注释"平民"："生活在某个共同体的一群人，与有头衔、有财富、受过教育的阶级有天壤之别；普通人；有欠公允地说，暴民，下流胚。"它认为，"大众"与"阶级"不同，这最初是由英国首相WE格莱斯顿(WEGladstone)在1886年认定的。

　　"大众"是用来描述巨大的数目，而非全部人口，因为它与"阶级"完全不同。"生活在某个共同体的一群人"，这个短语或许是中性化、超历史的描述，似乎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口。但是，即使在词典中，也没有什么中立性可言。"大众"描述的是没有确定形态、没有内在差异的群体。它是要从外部看的，而非从内部看的。大众"通常具有丰富的被压制或令人困惑的含义"(OED"mass"4a)。当把"大众"运用于人类时，指"一群人，他们在精神上构成了一个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他们的个性已经彻底丧失"(OED"mass"5a)。这种"大众"与贵族(有头衔的)、资本家(财大气粗的)和读书人(能读会写的)的阶级构成了阶级性的差异。普通人与对他们的恐惧("暴民"、"下流胚")密切相连。当然，根据定义(正是这个定义派生了如下特征)，他们没有头衔，没有财富，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没有个性可言。可以说，"大众"很难是中性术语(参见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于"大众"的论述，1961：287ff)。

　　此外，复数形式的"大众"已经用来表示与"阶级"截然相对的"较低序列"(OED"mass"6c)，是由现代性、工业化和帝国扩张主义的"平民"(populace)创造出来的。"平民"的内涵即使算不过剩，也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词典只是概括词语的用法而已，这些术语的用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如出一辙。约翰·卡里在自己舌辩滔滔的著作《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中告诉我们，对大众的贬义或恶意的看法，横跨了从左翼到右翼这些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全部光谱。

　　在某种程度上，HG韦尔斯和希特勒反思的，以及他们求诸读者的，都是由下列世界从现代意识中诱发出来敌意和焦点丧失(loss of focus)：在这样的世界上，平民性打败了想象力。既然群体总是围绕着个人运转，那么，要想人人都有与其自身相等的个性，这是绝不可能的。作为一个简单化和蔑视性的概念，大众被创造出来，以解决这个难题。(Carey, 1992：201)

　　尼采之后，对于大众的恐惧和嫌恶，似乎成了进入知识阶级或受教育阶级(educated class)的前提。卡里曾经详细地表明，尼采正如希特勒的著述所显示的那样，在高级艺术与大众艺术方面，希特勒的知识观是正统的，甚至是"老套"的(Carey，198208)。卡里认为，随后发生的对于"大众"的非人化处置，是大屠杀的前提：

　　把犹太人当成大众，这使灭绝犹太人的考虑变得更具可操作性。有人提议，犹太人是大众而非真正的活人。一旦这个最早的提议被接受，大众运送、大众毁灭、大众焚化，以及把他们的骨灰化作肥料的大众生产，全都获得了确凿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屠杀是对大众观，以及20世纪知识分子接受这种大众观的终极控诉。(Carey，206)卡里在该书的结尾处批判了希特勒的文化观，但他强调，适于此者亦适于彼：

　　有人争辩说，希特勒的文化观轻浮浅薄、半生不熟，令人生厌［这些词语出自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之口］。但是，只有把这些词语应用于20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众多的文化观(其中某些观念至今依然广受欢迎)，这种争辩才应得到认可。"高级"艺术的居高临下，古希腊雕塑和建筑的永恒光辉，古代大师和古典音乐的先验价值，被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至高无上，刺激天才创作并把天才之作与大众的低级娱乐严加区分的神圣火花……所有这些都是希特勒至为珍视的东西。(Carey, 1992：208)希特勒在知识上对文学经典与艺术经典的标准看法，与他在知识上对通俗文化的标准看法，匹配得天衣无缝：

　　他对"阴沟新闻"(gutter journalism)、广告和"影院舱底"(cinema bilge)的蔑视，他对贵族原则的拥护，他把"笨蛋群众"比作妇孺，所有这些另类特色，……读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知识话语中将之一一匹配。(Carey, 1992：208)在卡里看来，希特勒为我们提供的教训，并不在于他的看法多么令人生厌，而在于我们对他的看法耳熟能详："他对大众的丰富多彩的重新书写，比如把大众重写为可以灭绝的次人类，重写成服服帖帖的羊群，重写成高贵的劳作者，重写成田园诗里的农民，所有这些都是常见的知识手段。《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悲剧在于，它在诸多方面都没有离经叛道，它坚实地根植于欧洲的知识正统。"(Carey, 1992：208)

　　文化研究充分继承了"欧洲的知识正统"。围绕着通俗文化与高级文化，围绕着对大众社会产生冲击的大众媒介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争，全都充斥着文学知识分子的偏见。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煞费苦心地权衡着马尔萨斯的警告：随着工业革命步伐的加快，随着工业革命迅速地派生出越来越多的人口，"平民性打败了想象力"。20世纪的知识分子被稀缺哲学(philosophies of scarcity)所折磨：在零和游戏中，人越多，意味着文化越少。正如已经实现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现代美国的意识形态--"把那些乱糟糟的大众给我带过来"--所体现的那样，如同土生土长的极权主义，丰裕哲学也是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威胁。

　　但是美国已经在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有所反省，不论这种反省的表现形式有多么自私，有多么商业化。与前现代的暴民相比，新大众的奇特之处在于，尽管没有确定的形态，尽管不为人知，尽管从外部看已经"丧失"个性，他们还是越来越至高无上了。无数的匿名"大众"也是"主人"，他们可以投票，可以消费，可以支撑主要制度和文化形态(从工会至影院)，可以采取切实行动(从娱乐到作战)，所有这些可能都会产生国内或国际后果。他们开始获得公民权利，确立政治公民身份，他们还要求在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方面享有权利(Evans, 1998,特别是xiixiii和652653)。

　　在此期间，他们还要接受科学研究的心理实验，接受传教士和教育者的指教。传教士和教育者填平无知的鸿沟，以便以自己的知识、行为、信仰和教化弥补缺陷。正如卡里所言，"知识分子相信，要把知识分子想要的东西给予公众；一般说来，那也是他们通常要用教育一词表达的东西"(Carey, 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