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碉堡是文化本身。趣味王国(domain of taste)中的大众公民身份(mass citizenship)自从形成之日起即遭抗拒，而且为时已久。对于弱智化的指控，总是伴随着对通俗文化的责备--责备通俗文化侵蚀了先前的保留区域。音乐、戏剧、视觉艺术、文学，所有这些都要与它们的通俗配对物，即波普音乐、电影与电视、时装与摄影、新闻，加以严格区分。文化的民主化在飞快地进行着。报纸、电影、旅游、低俗小说和音乐厅，纷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现。但是，一旦大众参与和大众娱乐成了新气象，知识分子包厢里就会发出阵阵嘘声，以示"祝贺"。

　　文化大本营内部的最后堡垒是文学阅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阅读和文学反应一直被视为对文化人的真正检验。文学性文化(literary culture)是由阿诺德及其继承人倡导的，他们把文学性文化当成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解毒剂。物质主义注重科学，科学是要颠覆宗教的，消费主义则要瓦解道德。有人以真正的传教热诚支持文学性文化。文学性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会使大众(既包括中产阶级的庸人，也包括终日操劳的平民)更富活力，更有人性。"读者"已经从私人研究和隐秘快乐的领域走向公共生活，并成为其核心：大众要学会阅读，不论他们是否喜欢阅读；阅读不是为了经济获益，而是为了国家灵魂。在世俗时代，平民要在诗歌中寻找他们担心在宗教中遗失的东西。如果他们放弃了班扬〔2〕和卫斯理〔3〕，那么，让他们不要再读《世界新闻报》了，去读华兹华斯〔4〕吧。

　　阿诺德要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小学里的学生背诵英国诗歌，并把这看成应尽的义务。诚然，正如玛格丽特·马西森(Margaret Mathieson)在《文化传教士》(The Preachers of Culture)这项颇有价值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

　　首先，为了拯救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阿诺德积极寻找的是诗歌。那时候，社会不仅在政治上骚动不安，而且受到了科学的威胁，正在丧失宗教。他希望诗歌发挥宗教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道德热诚显然是阿诺德支持文学这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热诚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小学校监的特征，也是福音主义者的特征。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学校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社会领袖；福音主义者则急于保护刚刚形成的能读会写的大众，使其避免腐蚀性读物的毒害。(Mathieson, 1975：3940)在随后而来的一个世纪，阿诺德设定的术语一直决定着文学性文化的研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道德热诚，反对派逼他采取的自我防御，……对于自己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关切，所有这些都使他以不同的语调描述文学情形，激情和含混已经成为他论证这个话题的特征。"(Mathieson, 44)

　　布景已经搭好，路线已经指定，甚至语调也做了规定，即激情与含混、道德热诚和自我防御。以刺激热情的名义，文学少数派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即强制人们在学校里阅读。文学少数派把如此要求强加社会，只会使人们觉得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把偏执与自大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显然是文学读者的本质。在《阅读的历史》(A History of Reading)中，阿根廷作家阿尔贝托·芒格尔(Alberto Manguel)曾经谈及，在中世纪，眼镜是如何发明的。有一个段落似乎醉心于眼镜(老花镜)在14和15世纪的传播，其间他讲了一件有关他自己经历的轶事：

　　当时多数读者不时蒙羞，因为他们会被告知，他们的消遣理应受到谴责。我记得自己曾被嘲笑，那时我读六年级或七年级，有一次休息时，我留在室内读书，最后我被捉弄，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眼镜被踢到一个角落，书本被踢到另一个角落。(Manguel, 1996：296)芒格尔把童年蒙羞的个人回忆当成主要证据，用以概括下列两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一边是"这个"受辱的读者，一边是不解人意、以强凌弱的世界。显然，不需要进一步评述，这个概括就适用于500年间的"多数读者"：

　　埋身书本，远离喧嚣的世界，觉得自己比那些目不识丁的人远为优越，因为那些人根本不认识尘封在书本里的文字。……戴眼镜的读者被视为傻瓜，眼镜也成了知识分子傲慢无礼的象征。(Manguel, 1996：296)芒格尔用了几个页码，使读者与世界处于对立之势。对立的一方感到被孤立、受威胁，但高高在上，属于被压抑的少数派；对立的另一方倾向于暴力、嘲弄或无知的捉弄。芒格尔在描述这一对立时所使用的术语，不仅适用于"四眼崽"与迫害狂，还适用于更具意味的事物：

　　谁是始作俑者？是大众，还是戴眼镜的书呆子？托马斯·哈代把大众描述成"一群人……包括少数几个人，他们有着敏感的灵魂；这些人，以及这些人的诸多方面，都值得观察"。戴眼镜的书呆子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别人从他们身边掠过，并大声嘲笑着。(Manguel, 1996：302)"谁是始作俑者？"芒格尔好像要把他作为单个读者的受害情结，先是投回历史，然后又投向作为历史的现时代(modern era as history)。他认为马修·阿诺德是戴眼镜的书呆子的现代继承者，这个书呆子"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别人从他们身边掠过，并大声嘲笑着"。但是阿诺德还要给这个形象赋予国家、甚至国际意味，因为他提出了下列观念：在工业化、民主化和商业化时代，在文学阅读的问题上，"优越性"是国家得以幸存的前提条件。在芒格尔看来，阿诺德在这个问题上的"光辉自大"，只是他亦步亦趋地追随古代先贤的结果［阿诺德引用西尼加(Seneca)和苏格拉底的话］，以便把能够"更好地阅读"的人与不能"更好地阅读"的人区分开来。

　　对的读者与错的读者。在苏格拉底看来，面对一个文本，似乎总是存在着"正确"的阐释，只有见多识广的专家才能获得这种阐释。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的马修·阿诺德会响应这个"光辉自大"之见："我们……不打算把这份遗产施舍给野人、庸人，也不打算施舍给平民。"(Manguel：302)芒格尔认为，古代人和现代人都受到了蛊惑："一类人有权阅读，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阅读(正如吓人的眼镜所暗示的那样)；一类人被拒绝阅读，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把这两类人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既似是而非，又历史悠久。"(Manguel：302)无论是作为似是而非之论，还是作为文化政策，事实证明，它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一来，它构成了芒格尔的下列做法--芒格尔认为，阅读的特征在于，阅读是受迫害的理由。二来，更为重要的是，它否认"平民"(大众)，还有被阿诺德蔑视的"野人"(打猎、射击、钓鱼、拥有地产的贵族)，以及庸人(得意洋洋的资产阶级)，能够"更好地阅读"，而要达到统治的目的，"更好地阅读"是必不可少的。

　　工业化的蕴含之一就是通俗阶级的形成。若干世纪以来，总有人认为，一旦参与政治活动，通俗阶级就与暴民无异。不过现在，通俗阶级已经在人间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至少在某些重要的区域，在都市的、有读写能力的、组织起来的、能言善辩的区域，通俗阶级不再像以前的农业劳动者了(Thompson, 1963)。但是，他们展示给既得利益阶级的前景，却是混合着舰长之舞(Captain Swing)的1789年的巴黎，即革命起义与阶级复仇。如何使几乎无法统治的暴民具有统治的能力(传统上，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就是这样理解的)，至少使他们在行使投票权时具有统治的能力？正如阿诺德戏言的那样，如何限制"英国佬的权利"，不能让他们"想示威就示威，想集会就集会，想登场就登场，想叫骂就叫骂，想恐吓就恐吓，想毁灭就毁灭"(Arnold, 1869,引自Williams, 1961：132)。普遍公民权和普及教育要求国家密切关注匿名大众的思想与言论，因为那些大众已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又具有可怕的无政府倾向。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会给文化研究的历史投上长长的阴影，正如它给英语这门课程投过长长的阴影一样。阿诺德认为，"无政府状态"的解毒剂是"文化"。大致以英国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为基础，他划分出来三个阶级，即野人、庸人和平民三个阶级。在他看来，这三个阶级全都"没文化"(uncultured)。贵族、资本家和工人全都不能"更好地阅读"。如何确保延续国家的伟大？那些即将承担公共服务重担之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就是有能力"更好地阅读"。

　　文学阅读成了进入帝国行政服务机构的前提条件。"更好地阅读"不仅意味着"阅读"，而且要读得"更好"。"更好地阅读"意味着阅读文学批评：

　　昨夜梦见莎士比亚的灵魂在叩公共服务机构的大门今年的英语试卷上有几个题目出自《李尔王》莎士比亚情绪非常低落因为他没读过布拉德利的大作(Hawkes, 1986：31)布拉德利(ACBradley)是剑桥大学的英语教授，1904年出版了《莎士比亚的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本书现在依然有售，而且可能会永远销售下去。特伦斯·霍克斯不仅引用上述20世纪20年代的顺口溜，而且认定布拉德利的身份异乎寻常，并以此评估该书的重要性：

　　他那些著作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它表面的主题(即悲剧)，波及千千万万讲英语的人对待道德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心理与政治。……通过普及教育制度，这些影响还在延续。普及教育制度已经把莎士比亚研究视作重要凝聚力，视作空气的一部分，供我们呼吸。(Hawkes：31)在莎士比亚剧作的遗址上确立心理现实主义和人格研究的，正是布拉德利。莎士比亚剧作本来是给人阅读的，而不是供人表演的。"莎士比亚"成了学习永恒道德真理的问答手册，而不再是一位通俗剧作家。

　　从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政治寓言辨析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的道德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能力。是否具有这种能力，成了检验能否读"好"的标准，成了检验是否读"透"莎士比亚的隐含意义的标准，因为文学批评说过，莎士比亚剧作隐含着某种意义。事实上，那里没有什么隐含意义，出于历史的和其他的缘故，那里不可能有什么隐含的意义，正如霍克斯在其漫长的论辩生涯中，优雅而广泛地论证过的那样。因此，一代代口中念念有词的孩子同时学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莎士比亚"是高含金量的文化货币；另一样是，他们无法领略其美妙之处。这种在个人羞辱方面从容进行、规模庞大的实践只能证明一点，即，只有少数人能够"更好地阅读"。需要时，年轻人也会拖着长腔吟咏这本问答手册，然后看电视或看电影，从来没有注意两种行为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那些渴望谴责当代社会的著名人物已经习惯于下列类型的言语行为：一边哀叹教育课程中缺少了"莎士比亚"，一边对某些人大加嘲讽，因为这些人试图通过关注《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蝙蝠侠》(Batman)和《憨豆先生》(MrBean)之类的当代戏剧，或者通过观赏来自贝鲁特、巴格达和北京的最新图片，讲解人性、戏剧和道德。

　　玛格丽特·马西森斩钉截铁地问过：为什么在文化之战中，文学性文化被铺得如此之大，而且为时如此之久？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阿诺德要求文学去接管宗教，而宗教一直是作为教化教育的道德中心存在着的：

　　始于柯勒律治，中经阿诺德，终至利维斯，这种需要是由一群有教养的人士表述出来的。这群有教养的人士关注的，是他们社会生活的品质。因为"品质"已被看成或等同于回应伟大艺术作品的能力，被看成或等同于区别伟大艺术作品的能力，所以这帮精英人士已经首先因其掌握文学性文化的程度而卓然高贵起来。(Mathieson, 1975：4041)

　　舞台已经搭好，争夺"优越性"的战争即将开始。战争的一方是"戴眼镜的书呆子"，另一方是"从他们身边掠过，并大声嘲笑"的"别人"。在文化的名义下，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评估和评价。艺术的目的就是非难、责备和诅咒商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产品和消遣，进而非难、责备和诅咒整个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大众被灌输被动的政治服从，同时被激发主动的残酷暴力，这当然是通过娱乐(其实就是他们的笑声)达成的。可以给"文化"之"优越性"做个概括，这概括用阿诺德的著名短语来说，就是"世界上想过和说过的最好的东西"。可以把它作为武器，不断地辱骂和嘲弄被蔑视的大众；不是去启蒙他们，而是使他们变得更加非人化。

　　举例说吧，这就是FR利维斯的配偶QD利维斯(QDLeavis)在其影响卓著的研究《小说与阅读公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中，用卑劣的"阅读以解闷"所要表述的东西。用来"阅读以解闷"之物与被宠爱的工业化之前的工艺和休闲截然不同，后者未受大众性(massness)的污染：

　　这些都有真切的社会生命，遵循着自然律动的生存之道，并用真正的兴趣装备自己，或者借用文案(copy writer)的术语说，它们用真正的"创意"兴趣装备自己。它们是乡村艺术、传统工艺、传统游戏、传统歌曲，它们不是替代物，不是用来满足消磨时间的兴趣的，不是听收音机，听留声机，翻阅报纸和杂志，看电影和商业足球，参加与机动车和自行车相关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居民所知晓的仅有的休闲方式。(QDLeavis, 1965：209)看来，想不同意约翰·卡里的看法都很难。卡里认为，"在欧洲知识界看来，20世纪初年目睹了一种决定性的努力，即努力把大众从文化中排除出去"(Carey, 1992：1617)。要达此目的，一方面，他们大加嘲笑通俗文化，如QD利维斯在上面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他们把文学弄得极其难懂，让大众难以理解，因而能够阻止他们阅读"。这就是卡里对于文学现代主义的解释！(16)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扭曲在于，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不失时机地表明，某些人的数目在增加。这些人因为骑单车和阅读(或"浏览")报纸，引起了文学知识分子的愤怒。他们最终进了大学，努力理解知识分子们(包括汤姆·沃尔夫所谓的"奥黑尔的先哲")为他们指定的批评与文学。这种努力必定包括如下课程，即蔑视自己的实践与背景。"其乐融融"依然停留在阿诺德所谓的"文化人阶级"说什么是什么的区域内。在实践中，这个新阶级以文学性对话的名义，逆向地评判世界，而世界本身已被或多或少地从文学性对话中排除出去。

　　阿诺德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大型的教育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这种意识形态应征参战，以对抗德国的Kultur(文化)］，中小学和大学在引入文学研究方面，一直进展缓慢并极不情愿：

　　只有工人阶级的子女、女仆、技工讲习所〔5〕的徒工、WEA(工人教育协会)讲座的听众，才学习英语。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英语就依然会是地位低下的课程，会遭伟大的公立学校和大学的白眼。(Mathieson：43;还见125126论大学的那部分)阿诺德及其追随者(特别是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大加讨伐的，正是这种情形。利维斯继续斗争，不是为了改善徒工、女仆、工人及其子女的地位，而是为了提升英语的地位：

　　利维斯……在推进后来被逐渐认可的"剑桥英语"时，保留了早期学者们的"使命感"，即在全部教育和社会层面上的，在深化知识方面的"义务感"，以及"对文学的拯救效应的信奉"。对批评方法的信仰和对教育责任的关切，是负责建立剑桥荣誉学位考试(English Tripos)之人的两个主要特点。这两个特点，已经使剑桥英语出人头地。剑桥英语的出人头地始于1913年(通过利维斯)，止于大卫·霍尔布鲁克(David Holbrook)和弗雷德·英格利斯等利维斯的追随者的当代著述。(Mathieson：126127)设计剑桥路径(Cambridge approach)的目的，是抵达"全部教育和社会层面"。换言之，有人认为，剑桥路径能够打开"大众"和"庸人"子女的心扉，使其接受富于想象力的生活。但是，这同样有益于训练未来读者和帝国行政官员的文学判断力。训练他们的文学判断力，目的不是使他们成为诗人或小说家，而是使其趣味和判断力成熟起来，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国家。当然，不仅要管理自己的国家，还要管理辽阔帝国中的众多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