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朴的国家塑造了杰斐逊的这样一个坚定信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长期以来，这一信念被他的同胞们所珍爱。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活动范围传统上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和需求之间的距离似乎是模糊而遥远的，尽管，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华盛顿寻求服务，比如国防、邮政系统、专利法，以及随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而日益寻求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的保护。

    诚然，有些美国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比如当某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太重大、无利可图或者没法实现的时候，不管是开发收费公路或运河，是设置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抑制托拉斯，还是禁止卖酒。但是，按照一个益友、一个抵御不安全感的有力帮手以及一个必须为之效劳的雇主的角色来看待国民政府——在新政以前，这种态度对某些市民阶层来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陌生——与视政府为敌（它们的管制和税收的权力越来越不友好）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到新政时代结束的时候，“政府”这个词——几乎总是暗指华盛顿的行政部门——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具有了在1929年尚十分罕见的意义和情感意蕴。

    在新政的治理下，国会山和白宫取代了曼哈顿和华尔街，成了国家的神经中枢。政府开始冲击公民的生活，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征税，贷款，支出，建筑，设置农业配额和工业的就业条件，建立对州际贸易公路的控制。华盛顿还投身于民营产业，有时候作为合伙人，有时候作为竞争对手。最后，为适应新的政府观念而建立的行政机构，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有时候会妨碍效率。为了容纳这些机构，一幢巨大的新建筑（主要是石灰岩和大理石）沿着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拔地而起。有些老机构，像劳工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搬进了堂皇气派的新址，而另一些机构，像内政部和农业部，则因容纳不下而只好搬进了邻近的那些规模巨大的建筑。相应地，联邦雇员的数量也出现了增长（在和平时期是空前的），文职人员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长到了1941年的137万人。

    随着国家复兴署（NRA）在1933年初夏出现，政府与百姓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新的关系逐渐被很多人意识到了。它是罗斯福为复兴所开出的主要药方——它是一副补药，附带一副改革的泻药——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闲散人员重新回到私营企业的工资单上，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的浪费，制定最低限价。在签署这项法案的时候，罗斯福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载入史册。”就算这番话太过乐观，它们也无疑是源自当时的狂热，以及这样一种希望：同样的士气能够维持到复兴开始之后，而且，一家经济计划机构就能满足全体公民五花八门的需要与渴望。

    国家复兴署是作为温和的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中的一项实验来构思的，它并非没有先例。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公会采用公平执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它们又被邀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他们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度削价）帮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实际上，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因为对代表劳工、雇主和消费者的顾问委员会的批评，行业领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听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权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再把修订后的法规提交给总统，作最后的批准。

    在这些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换，后者再一次代表劳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许企业通过议定价格和竞争管制把它们从反托拉斯法中拿掉——这几乎就好像罗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后又把它们请回来一样——但作为交换，企业必须给予劳工以类似的联合起来的权利，即该法案第7A条款所保证的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债驾车游行那样的阵势（号角、游行和演说）投入了行动。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被要求到蓝鹰之下签到——蓝鹰是NRA的标志，上面还有这样一句口号：“我们各尽其职。”超过225万家公司登记，涉及到的雇员达1,600万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一揽子协定充当了临时政策，确保白领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周12～15美元（工作40小时），蓝领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性的间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时。

    与此同时，将近800个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们——从钢铁巨头到蜂蜡漂白工，从压碎机制造商到私塾学校的校长——齐聚华盛顿，订立各自行业的法规。在这场大哄抢中，似乎没有哪个行业想被忽略，也不管这一行的执业需不需要法规汇编。总共将近800部法规，其中很多法规是经过焦头烂额的联邦官员与实业家（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间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查评估的情况下便获得了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