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选票——即便是在20世纪40年代（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很多农民开始抛弃新政的时候。

    减轻贫困房主的负担，为低价型住所清理贫民窟，是把联邦权力密切地带入城市人生活中的两项活动。政府（主要是市政府）先前已经以限制性立法的方式进入了住宅领域，比如建筑业法规和分区法令，但在这十年，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它担负起了积极的角色，先是提供低息住宅贷款，然后以低地租的方式刺激新的建筑。

    为了对贫困房主实现比胡佛的住宅贷款银行更直接的救济，1933年6月，新政创设了房主贷款公司（HOLC）。所有贷款以5%的利息再融资，15年还清；必要的维修在监督下进行，其费用增加到贷款中。在其发放贷款的那段时期里（1936年6月结束），HOLC共发放了100万笔贷款，总额高达30亿美元，承担了美国城市房屋抵押债务的大约六分之一。到1937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数字——1926～1933年间翻了四倍——降到了1933年的一半，数十万家庭免于被赶出家门。

    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满足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需求领域。总统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很差、穿得很差、吃得很差”，他们很少拥有不动产，或者说没有机会面对HOLC，也不会得到建筑信用合作社的关照和住宅贷款银行的帮助。这一状况促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像新政的很多措施一样，住宅行动也一直着眼于复兴——希望刺激民营建筑业——和改革这两个孪生目标，而且越来越强调后者。1933年6月，PWA设立了紧急住宅司，为在亚特兰大开始的改造计划筹集资金，在那里，11个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街区成了“铁克伍住宅计划”的宅基地。克里夫兰市臭名昭著的“威士忌岛”廉价公寓区被彻底清除了，以支持PWA的一个被称做“湖景露台”的项目。在芝加哥，“简•亚当斯住宅计划”增进了“赫尔之家”的创始人长期为之效力的社区睦邻运动。所有项目当中，最大的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住宅计划”，它以令人愉快的现代公寓取代了12个贫民窟街区，容纳了将近6,000人。另一方面，新奥尔良的两个很有前景的冒险计划，在1935年休伊•朗控制的立法机关在地方政党领袖的压制之下把它们扼杀之后，被PWA给划掉了。

    平均租金是每月26美元，如果租住家庭的收入增长到了这笔费用的5～6倍的话，就会要求它离开。这些租金满足了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而不是非常穷的人的需求；但就连这样的价格，实际上也是伪装起来的津贴，因为对于高达每间房1,700美元的工程造价——这是PWA的“耐用性狂热”所带来的后果——来说，收回成本的前景十分渺茫。在1937年11月终止之前，这一计划发起了大约50个开发项目，包括将近22,000个居住单位。

    与此同时，1934年6月，“全国住宅法”创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主要是为了帮助房主筹资维修、翻新、扩大现有住宅，刺激联邦抵押保险的民营建筑。利率适中的贷款担保，坚持要求执行某些建筑标准，以及专家级的工程和建筑建议，都属于PHA最有益的特色。到1940年底，它担保了1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改造300万个居住单位，将近30亿美元用于建造60幢小住宅和300个出租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