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为了挽救华尔街于危难之中，美联储屈从于华尔街和白宫的政治压力，快速放松货币环境本来无可厚非，但伯南克的过于“鸽派”，已经给美国自身以及全球其他经济体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正如《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伯南克通货再膨胀”，这已经对美国可能即将出现的通胀发出了严厉的警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美联储对抗通胀失去了信心。

    是的，每当出现危机就主动降息，固然能让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甩掉包袱，尽快脱身，但华尔街也形成了一种预期：危机来临之时，美联储必然会放水救人，这也就是所谓的“格林斯潘期权”。伯南克正在一步一步的跟随格林斯潘的思路，把“格林斯潘期权”变成“伯南克期权”，这对美联储的长期政策公信力伤害极大，到最后伯南克和美联储都是输家。经过这几次的降息，美联储的政策公信力基本上没有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应该的。

    如今，伯南克试图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同时兼顾金融市场的双重矛盾目标，而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跟格林斯潘当年一样，二者都将难以驾驭。本来这一次的次贷风暴根源就是美联储2001年到2004年流动性的过度释放造成的，现在伯南克为了救急继续扩张流动性，只不过将把金融市场深度调整的时间往后拖得更长一点，但是不可能避免市场的“终极调整”。伯南克现在是化解了小危机，但却带来了以后更大的危机，可以预期“滞胀”终将难以避免。

    在美元本位的背景下，美元的走低直接导致了商品市场再次出现继2006年后的新一轮上涨行情。石油、黄金、铜镍等的新高就是伯南克这半年持续挥舞利率大棒的产物。当然其中也有对冲基金正逃离其他低收益高风险的资本市场，而纷纷涌向原材料市场的因素。

    美元的疲软以及原材料价格的高涨，对美国的通胀造成了巨大的上行压力，现在唯一让人们对通胀能够“掉以轻心”的因素，就是寄希望于疲软的经济需求。这可能会导致核心消费者信心指数在未来回落至美联储所期望的1.5%～2.0%的目标范围内，从而降低高额通胀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一旦非实体因素导致的商品牛市出现超调的周期，届时，消费的需求下降是远远不能抵御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威胁的。

    尽管，即将出现的“滞胀”与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的滞胀情况相差甚远，并且当初导致滞胀的原因与现在的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但美国通胀加速以及经济衰退同时出现的概率正呈现逐步上升的状态。

    从其他经济体的角度来看，伯南克的“鸽派”作风使得欧日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欧元与美元利率的倒挂，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使得通胀的威胁日益加大，同时次贷危机的损失，使得欧日经济也面临美国类似的困境。欧日央行始终“按兵不动”的现实已经说明，欧日央行对通胀风险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了经济衰退，在未来，欧日央行可能会被迫在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做出抉择。尽管如此，欧日央行并没有出现重大转变，通胀前景虽然恶化，但货币政策的姿态依然是中性的。故而，欧日央行不敢加息以遏制通胀，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美联储的持续降息压力。

    日本本身是一个原材料进口大国，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对日本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日本不得不期待日元升值来控制进口的成本，从而防止通胀的攀升，这就需要日本央行选择加息来支持日元，但美元的低利率左右着日本不敢作出这样的货币选择。

    而且，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中国的通胀已经呈现加速爬升的迹象，在人民币与美元倒挂的背景下，加息遏制通胀注定了将成为最绞尽脑汁的抉择。印度2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WPI）已经从2007年10月份的年同比3.1%加速至4.6%，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印度的通胀压力日渐增大。

    目前，各方面因素都表明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是美国、欧元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都将依然维持在高位水平上，而全球高位通胀的核心来源是美元环境的再次宽松而导致的商品价格二次暴涨，我们甚至可以说伯南克制造了全球通胀。令人忧心的是，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各自为政”，以及无序的调整，让我们错过了治理通胀的最佳时机。如果伯南克继续坚持放松货币以拯救次贷危机，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将比2004年之后的两年更为严重，未来全球的CPI将以“咆哮”的方式来回应这一轮全球货币的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