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了高了，太高了。”小兵对绿豆眼说：“低点儿，再低点儿。不行不行，又太低了，再稍微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小兵歪着头，全神贯注地测量着我的脚后跟和地面的距离，就像在做什么精密的工程一样指挥着绿豆眼拉绳子。等看到我的脚像跳芭蕾舞那样只剩下两个脚尖点地了，他才满意地说：“好了，就这样吧。”

    他们把绳子的那一头拴到了钉在门框上的大铁钉上，小兵走过来用脚拨拉了一下我的脚，让我的脚在地上划了两个圈子，放心地拍拍手说：“高低合适，松紧正好。你就在这儿练一会儿吧，过几天去了劳改队，你就可以给别人表演芭蕾舞了。”

    “就凭他那么恶毒的反动言论，还能留着他去劳改队跳舞？哼！去土门跳坟坑吧！”绿豆眼撇了撇嘴，猛地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让我像钟表的摆一样来回荡悠了好几下。“这么反动的小反革命还不消灭了他？咱这还能叫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搁在平时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准会猛一紧，但这会儿指头疼得厉害，我们这个城市枪毙人的代名词“去土门”倒没那么可怕了。

    “好，让这条泥鳅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想想下一辈子该咋说话。咱们也该再进去看看，我总觉得绝食的那小子像是装的。”钥匙板向我的屁股踢了一脚，叫着他们俩出去了。我又像钟摆一样来回悠了几下。

    就这样，我脚尖点地被吊了大约半个小时。也许因为极端的难受让我对时间的推测不准确，让我把痛苦难捱的十几分钟当成了半个小时。但当时的我，确实觉得我被吊了足足有两个小时。大拇指只疼了一会就麻木了，以后就是浑身难受大汗淋漓。我没吸过毒，但看过禁毒宣传，觉得也许那滋味就跟吸毒多年的瘾君子犯了毒瘾差不多，有骨头里面被蚂蚁啃虫子爬的感觉。

    在分局的时候他们说我是思想犯，在外国就是政治犯，他们尽量不用对待刑事犯的办法来审问我，意思就是不打我。何况我的案情比较特殊，都是别人揭发检举我说过什么怪话发过什么牢骚，都有两个人以上的证明，我也都本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原则认了账，他们当然没必要对我采取对付刑事犯的手段了。所以我在分局的时候，除了挨饿以外并没受别的什么罪。来这儿才几十分钟时我就被吊了起来，在几乎昏迷的难受中我有了认识。果然是市局的看守所，规格不同，名不虚传。

    等到钥匙板他们把我放下来的时候，绳子一解开我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已经瘫了。他们大概常干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并没马上催促我起来，就像我不存在似的，继续他们的闲谈。等了一段时间，大概觉得我已经能走路了，小兵才踢着我的屁股让我起来，让我回号里去。

    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到监号的，班长关铁门的咣当声也没引起我的注意。我一进门就一头栽到了“炕”上，闭着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晕晕乎乎地躺着，呼吸着，活着。我已经感觉不到我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