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齐鲁晚报》一篇文章说，您是被赶出来的。

季羡林：没有。私塾就是时间很短。大概叔父觉得这不是正途，正途还得小学、中学、大学，才是正途。后来就赶上这个小学了。

小学是这样子，最早的小学，叫一师附小。一师附小呢，在这个济南一进南门哪，往西一拐，棺材市，那个街上啊，全是做棺材的。在棺材市，头上，就是这个一师附小的地方。那里一个羡林楼，一个祝晨楼，两个。现在还在，祝晨就是王祝晨，王大牛。大概是一师附小，我算是一个，着名的学者，从那里出来的。所以盖了一座楼。

蔡德贵：祝晨的儿子就是王浩。

季羡林：王浩，王浩后来我见过。这是很晚很晚啦，他回国，他是山东齐河的。

蔡德贵：他父子俩都很厉害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还和王祝晨共事过。

季羡林：那是后来啦。大学毕业以后，在济南高中教书，王祝晨也在那里教书。

蔡德贵：您那时候能够和他平起平坐吗？

季羡林：当然平起平坐了，都是教员么。我对他表示尊敬，因为他是我的前辈。教员都是平等的。

蔡德贵：工资也基本一样吗？

季羡林：工资不知道。

蔡德贵：您一个月160块现大洋。

季羡林：大学讲师80块。在济南高中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阔的一年，手里有钱花。一到礼拜天，我们几个人，几个同事，都有钱，大概是每个礼拜轮流请客，请客就是，吃遍了济南的好馆子。那时候训育主任，是国民党派去的，叫张叙青。国民党派去的，对学生进行思想工作的。

蔡德贵：张叙青类似于现在的政治辅导员。

季羡林：就是。

蔡德贵：他们是不是特务？

季羡林：特务啊？不是，够不上。

蔡德贵：歇会吧，到点啦。不能累着您。

季羡林：再说点吧。

蔡德贵：您和叔父的关系能不能多说点？

季羡林：嗯。你有笔记啊？

蔡德贵：我拿出来，又有笔记，又有录音。这样就双保险。

季羡林：这个我和叔父的关系啊，这个关系一言难尽。首先，我，感激他。他如果有一个男孩子，那我也进不了城。他只有一个女孩，所以结果呢，就把我接到城里去了，济南。接我的目的啊，并不想说是让我怎么中学、大学、留学，不是特为我设计的，不是这么一条路子。为我设计是一条什么路子呢？有一阵，要我去考邮政局，邮政局那是铁饭碗。当时因为邮政局是铁饭碗，只要不犯错误，不会失业。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反对，考了，没有被录取。要是录取的话，就麻烦了。我这一辈子就在邮政局了。没有被录取呢，正好。既然没有录取，就得走别的路子发展了，就是到北京来考大学了。

这个山东有大学，有山东大学，有齐鲁大学，可是这个当时的青年哪，凡我知道的，90％或者更多的，不愿意考山东的大学，（山东的）大学也不行，山东大学也不行。都是想到北京来赶考，北京赶考的目标就是两个：北大、清华。有一个问题，我老琢磨过，为什么不报北京师范大学？琢磨过，我的想法就是，一般青年都不愿意当教师，（不然）为什么不报北师大呢？没有人报北师大。

山东到北京赶考的人80多个，到北京没有一个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都是北大、清华。

蔡德贵：那时候有北师大吗？

季羡林：我的印象，就是学生不愿意当老师，我们那80人里面没有报北师大的，都是北大、清华，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山东那个中学的水平，在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并不高。到北京来，来了80，大概考入北大、清华的，只有四个人。四个还是虚名，因为我占了两个，实际上就是只有三个，考上北大、清华的，一个北大数学系的王联榜、北大英文系的宫兴廉。就是我们几个人。

其实他们两个，特别是王联榜，那个条件比我好，因为他是理科高中，我那一年考北大、清华，最吃亏的就是数学。他们大概有一个说法，我也没有法证实，就是他们看卷子的人哪，考试的大概有几万人，看卷子的人哪，首先看国文、英文、数学，这三门加起来，够不够180。60分及格么，三门就是三六一十八，要是够的话，他们再看其他的。后来我有一段，我好像写过文章，不赞成高中文理分科。文理分科，对这个文科的人很不利。文科也学数学，学的很肤浅的。我们到了北京以后，考上北大、清华的，我一个，王联榜一个，宫兴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