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有没有小林多喜二④

季羡林：好像没有。

季羡林：所以，我就说不要宣传诺贝尔奖金。而且我举例子，说那个赛珍珠⑤这种作家，二流都不够，三流、四流的。她得诺贝尔奖金，赛珍珠，她写的《大地》吧？以中国为背景的。

蔡德贵：您有这本书的书讯。我给您复印了，在《大公报》上发表的。

季羡林：哦。《大公报》编那个《文学副刊》，大概吴宓出名，主编那个《文学副刊》，大概编的就是几个学生，给他管。吴宓的名字，吴宓的主编。其实他也没管这个。因为吴宓他根本反对白话文，他反对白话文的。

那时候是这样子，《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名义是吴宓，下边李长之、林庚，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在一起，吴组缃、李长之、林庚，我，四剑客。

我们那时候，只要谁出一本书，开一（次）会，就在水木清华后边，很幽静，很漂亮。各抒己见，并无争吵。林庚有一天，也是清华念书的时候，早晨到宿舍里边，找我和李长之说，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好诗，就是：

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说那是神来之笔，后来收入到他的全集，就这么收入的。“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说好得不得了。林庚说，我睡觉啊，早晨起来一醒，那个帐子啊，风吹的，飘动，于是就想到水。到后来收入到他的集子里了。

蔡德贵：您是不是要吃药啊？您当时认为林庚的诗是好诗吗？

季羡林：没有。我也不认为是好诗。这个新诗啊，我认为只有一首是好的，戴望舒⑥的《雨巷》。

我说，那一篇是好诗，其余的没有一篇，我认为是好诗。徐志摩⑦，这个我并不欣赏。那时候徐志摩、陈梦家⑧、方玮德⑨，这是诗人，当时的，都是诗人。徐志摩比他俩大概早一点。

徐志摩跟我排辈的话，应该是我的老师一辈。

蔡德贵：吴宓的名字得来也是偶然性。吴宓的名字是随便查阅《康熙字典》起出来的。

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名字到底怎么念，字典里恪字没有què的音，但是有个人叫令恪，也念què字音。不知道为什么。

蔡德贵：我查阅了当时的一点资料，说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夫妇与陈寅恪闲谈时，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Ko Tsc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说到咬文嚼字，《说文》这部书就是榜样。”

季羡林：他大概讲过，名字怎么来的呢？拿一部《康熙字典》，手指头一点就是宓。

蔡德贵：为什么，说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去哈佛大学做留学生，因为原名超过岁数，要改岁数，必须改名字。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就欣赏《雨巷》。

季羡林：就那一首。戴望舒其他的也不行。《雨巷》那个，它一个意境好，另一个有音调，当时我有一个阶段，主张写诗，跟谱音乐一样，叫纯诗，Pure Poetry，与音乐一样。诗歌是音乐与文字之间哪，一定要语调铿锵。当时我就主张这个。这里跟这个有联系的，一直到今天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怎么评价，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后来我说“五四”运动……大夫来了。稍停。

季羡林：徐志摩的诗，我不喜欢，不欣赏。戴望舒的其他作品，也不行了。

蔡德贵：现代诗人，您就欣赏戴望舒的这篇。其他的，包括戴望舒的其他诗作，也不行了。

季羡林：我主张写诗与音乐相通，叫纯诗，纯诗与音乐相通。有起伏，有节奏，讲究起笔、落笔，中间布局，很严格的。

有一阵，对这个八股文啊，张中行啊，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对八股文啊，不可完全抹杀。它的思想太腐朽，文章的结构还可以向八股文学习。八股文的结构，起承转合，有人讲，这个清朝的桐城派就受八股文的影响，我同意这个意见。桐城派啊，也是新的八股文，就讲究起承转合。八股文的最大问题是思想，思想腐朽，形式还得八股。大概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