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有人说那时候没有结婚，只是同居。

季羡林：那个不清楚，反正在一起住。

我跟郑振铎关系比较好，他办《文学季刊》，他请我，这个《文学季刊》第1期，写的那个特约撰稿人，里边有我，林庚，李长之啊。

蔡德贵：很器重您啊。

季羡林：那当然，不过后来一直跟郑振铎关系好。郑振铎那个人哪，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酸溜溜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架子。到后来不是文化部的副部长么，文物局局长。文物局在团城上面，他当局长的时候，我到团城去看过他。

蔡德贵：就是北海的团城。

季羡林：对。胡也频就是，我对丁玲，就是这么一个印象。她写的那个母亲，挺蠢的。后来我就觉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写出来以后，郑振铎有一天见到我，他说，羡林，你那篇文章惹了麻烦，我说什么文章啊？评这个丁玲的《母亲》，我说，谁说呢？沈从文。沈从文原来大概很早的时候，与丁玲一度有恋爱关系，住在西山。大概是很早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后来我说，第2期那个《文学季刊》，把它撤掉，第2期（蔡德贵按：应该是再版时）就没有那个评丁玲的《母亲》了。后来我还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这个，鲁迅已经不在了，大概文学家最高权威茅盾，三部曲，或者《子夜》，我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他《子夜》出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我、吴组缃、林庚、李长之，我们四个，跑到那个水木清华，工字厅后边，很安静，就谈这个《子夜》。吹捧这个书的是吴组缃，他说这个书规模宏大。我就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那文体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出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子夜》我是全盘否定的。吴组缃吹捧，说他这个书啊，规模宏大，有点气魄，我们就辩论了一番。当时我们那时候都年轻，反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口出狂言，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倒不隐瞒。大概有这么个……蔡德贵：你们也不争吵。

季羡林：不争吵。各人说各人的观点，也用不着说服别人，说完就完。

蔡德贵：您有没有写过《母亲》的书评？

季羡林：写《母亲》的文章啊？

蔡德贵：文章。

季羡林：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多啦。

蔡德贵：写过《子夜》的书评吗？

季羡林：没写过。

蔡德贵：写过巴金《家》的书评。

季羡林：《家》写过。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原因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金，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诺贝尔奖金，这个后来有一段啊，就是中国解放以后，我就说，大概没有写文章。我就跟中国的出版界，中国的作家啊，我说，不要吹捧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所以当年哪，鲁迅还活着，1930年以后的，说有一度，想把诺贝尔奖金给鲁迅，鲁迅拒绝了。

蔡德贵：确有其事吗？

季羡林：有其事没有其事，反正都这么传说。

蔡德贵：先生，我插一句，有个作家碧野，说您和臧克家编辑过《文讯》。

季羡林：碧野知道。我不知道有《文讯》这个杂志。

蔡德贵：鲁迅拒绝诺贝尔奖金是听说的。

季羡林：传说的，不过也有可能。后来一解放，我就，这个文章写过没有忘记了，说过好多次，我说，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啊，不要过分吹捧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代表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它不会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的。瑞典科学院它不会把那个奖金给中国的。这是政治偏见。后来那个日本呢，有好几个得诺贝尔奖金的，第一个川端康成②，第二个大江健三郎③。大江健三郎他到中国来，到北大，我招待过他。

蔡德贵：什么时候？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是不是当北大副校长的时候？

季羡林：嗯。所以后来我就说，中国人啊，少宣传诺贝尔奖金，它决不会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像瑞典科学院，瑞典那个封建主义那么严重，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