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口述 (2)

　　注释：

　　①详细情况是，季羡林说：我在清华上的是西洋文学系，可毕业证上变成了外国语言文学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名称。当时西洋文学系?声誉很高，因为教授都是用外语讲课。在一般大学生的心目中，当然是学习外语的极佳场所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笑话的味道，为什么？这是些什么样的教授啊，什么人啊。有一些就是当年留美预备学校的教师，胡适就是那个学校出来的，是庚子赔款建设起来的学校。当年有些年轻教师，他们在本国，不过是些小学、中学里教英文的老师，教中国人英语，也是说英文，他们不会说中文的。他们的水平呢？也就是英国、蒙古小学和中学老师的英文水平。当留美预备学校完成任务，升格为清华大学时，他们也就水涨船高，也就成为大学教授了。真可谓是浪得大名，是?应该得的大名。至于水平，教中小学英文，还可以，教大学，就不行了。学问则更是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入清华大学时候，那个西洋文学系，我们都认为是第一，教授其实就是这么一批人，学问研究根本做不到。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师，不怎么样的居多。

　　当时开的课很多，应有尽有。从古希腊、罗马的荷马史诗、悲剧、喜剧、维吉尔等，中间经过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的但丁等，一直到18、19世纪的塞万提斯、歌德等，直至近代和当代文学，无不包罗在内。莎士比亚专门开课，英国浪漫诗人、当代长篇小说包括所谓意识流小说、欧洲文学史、欧洲文?思想史、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心理学、文学概论等，都有专门课程。但是平心而论，讲课好的老师不多。

　　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王文显教授。王文显，字立山，生于英国，伦敦大学文学学士。曾经短期担任过清华学堂时期的代理校长。他的英文是很好的，能直接用英文写剧本，学生们没有怎么听他说过中国话。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写过有关莎翁研究的讲义，只是没有出版。他隔一年开一次莎翁的课。在教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每节课不管是念到哪一句，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大会说汉语。

　　他也写过戏剧的讲义?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大概也没怎么改。讲戏剧照例是进了教室以后，什么招呼也不打，就念讲义，铃一响，就停下来，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停下来就走，也不跟学生讲话。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站起来，没有这个习惯。王文显的课，每次都让季羡林作笔记，每堂课下来，季羡林的手累得又疼又酸。所以最怕上他的课。戏剧课结束的时候，王文显强调，要求非将他指定的戏本看完不行。王文显教授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充当冰球裁判时的洋相，他脚踏溜冰鞋，但是在冰上的工夫明显是不够的，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让学生们大笑不已。

　　教授里边的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语。甚至教德语的老师，也是多数用英语教课。只是在大一开始的时候，教了一段德语的课。

　　任课的德语老师是杨炳辰，字震文。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在清华是兼职教授。他的德语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翻译过德国的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

　　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1932年中秋节前夕，杨炳辰约学生们到合作社南号喝咖啡，弄了一桌子月饼。吃完了，他又提议到燕京大学去玩，一行便载谈载行到了燕大。看到燕园和蔚秀园?木深邃，庭院幽琼，杨先生赞叹不止，说现在人提倡接近大自然，而中国古人早知道接近自然了。

　　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c.b.d，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里的一口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他的代号。

　　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他同时在五所大学里兼课，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圆。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侯他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要去看戏。

　　杨老师推崇佛教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用在教学上，是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也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当时清华的计分方法采取等级制，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用英文字母E、S、N、I、F表示）。学生管E叫“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N是“三节鞭”，I叫“当头棒”，F则是“手枪”。季羡林有一个姓陈的同学，脾气黏黏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居然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就脆弱了。

　　但是杨炳辰对季羡林还是厚爱有加的。在季羡林的眼里，杨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好人，虽然有时候的课大发议论，宇宙问题，天人问题，谈锋极健，生气勃勃，但往往也能够自圆其说。他讲《浮士德》讲得非常精彩。拜访他的时候，他也谈到各种学术上的问题，他劝学生们要多读书，还替学生们介绍书，学生们觉得他热诚可感。谈的晚了，就在他家吃饭。

　　一次杨先生请客吃饭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巴金也在座，他感到是个意外收获。他平常读巴金的《死亡》，就对他很留心了，觉得他是个很有希望的作家。

　　有一次，季羡林和李长之拜访杨先生，他给他们讲了许多话，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季羡林觉得他毕竟不凡。而且他鼓励季羡林，叫他不要放弃英文、德文，将来可以靠它们留洋。所以季羡林还是很感激杨先生。

　　还有的老师，自己觉得威风得炙手可热，专门给学生打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的实际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的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很快就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清华大学当时有规定，教授任职五年，可以有一年带薪休假。这时候，艾克去英国休假，接替他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全名是狄特尔·冯·石坦安。他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在清华讲授拉丁文。他讲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季羡林得到过他的指导。

　　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季羡林他们。古斯塔夫·艾克，字锷风，德国爱尔冷根大学哲学博士。在来清华以前，在厦门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其时鲁迅也在那里，鲁迅写的文章中，还提到过他。他是季羡林的业师，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

　　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是心不在焉。他讲德语只用英语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要求他用德语讲授，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们谁也反应不过来，还问学生：你们听懂了什么吗？结果这位老师胜利了，还是用英语教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在德国主修艺术史，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用德文写过一部叫《中国的宝塔》的学术专著，在国外颇得好评。还有另一部专著是明代家具研究的，书中附了很多有价值的图表。

　　他在清华任教，但是住在当时辅仁大学旁边的一座王府，就住在银安殿里。他的工资非常高，又孤身一人，家里雇了几个听差，还有厨师。侍侯他的人不少，都住在殿前面的一个大院子里。他对中国名画极感兴趣，收藏了不少名贵字画。坐拥着书城，享受着王者之乐。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学位论文《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1933年暑假，季羡林回济南过。艾克到济南来旅游，住在瀛洲旅馆。季羡林请他到唐楼吃饭，陪他去图书馆，逛了大明湖。艾克对张公祠的戏台大加赞赏，说自己要到灵岩寺去工作。第二天，季羡林买了四盒罗汉饼去瀛洲旅馆送给他，结果他已经走了。

　　毕业前夕，艾克请季羡林吃饭，饭后送给他一张阿波罗神的相片，季羡林非常高兴。后来艾克成了家，娶了一位中国的女画家，岁数比他小一半，年轻貌美。1946年季羡林回国，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请他吃烤肉。

　　华兰德小姐大概是波兰人，但是她不是教德语，而是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必须叫她小姐，她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一上课，她就骂人。学生越学的好，在课堂上，她问问题，学生答对了，没有辫子被她抓住，学生都会了，她就大怒。她越是挑不出毛病来，她的火就越大，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学法语的学生让她骂走了一半，越来越少，只有我和华罗庚少数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有一次上课竟然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他对着她的骂声，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底。后来她自己也感到没有法子上了，就改变一点，原因是一个学生没有，她就会丢饭碗的。学生们有时候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到她家去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她使用的课本是美国人学法语的一种，精装的，一大厚册。翻来覆去，就是讲那么一点点。我学来学去，也就学了前边那么一点。

　　跟着她学法文，整整一年，也没有前进多少。浪费了不少时间。到德国的时候，季羡林做毕业论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是一个法国人编撰的，就是《大事》（Mah āvastu），他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跟华兰德学的那点东西，根本不能用，他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啃下来了。

　　不仅对学生这样，对同伴，她有更狠的。她当时住在清华园周围，清朝军机处旧址的一个大院子里，和燕京大学的一个波兰籍单身女教授，合租一套房子。她们两人轮流当家，每个人管一个月。管家的要做饭，这个管家的人要挨骂，对方每顿饭几乎都要破口大骂。轮到另外一个人当家了，反过来也是做饭和管家的人被大骂。而且是非挨骂不可。做饭的人只能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