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口述 (3)

　　在那个环境之下，学术研究谈不到，教授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他们自己也没有干过。

　　季羡林这个时候还旁听过俄语课。教员是一个白俄，中文?字叫陈作福，个子极高，一个中国人站在他身后，从前面看什么都看不见。他既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只好被迫用现在很时髦的“直接教学法”，但是他的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所以结果并不理想，季羡林只听到讲“请您说！”，其余则不甚了了。有一次，季羡林去旁听他的课，他把32个字母念了两遍，就写出字来，让学生念。他的字写的倍儿不清楚，弄得季羡林头昏眼花。上了几次课，只能大登其眼，却没有收获。大概只学了一些生词和若干句话，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听了，第一次学习俄语的过程就此结束了。

　　毕莲是一位美国?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语硕士，教英语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她拿了一本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教材当教本，结果，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原来她对古典语言是一窍不通。第二学期，换了课本，她第一堂课讲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大出风头，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接着上下去，她就只会胡诌八扯，学生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诵这一段。她不懂中古的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的著作。

　　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Jameson）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是却不可靠。原来是他对原著根本就不熟悉，连译本都没有读几本，只是抄了别人书中的一些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当时清华的名教授，简直可笑之至。

　　温德是教大三法语的美国教授，也教过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当时觉得像吴宓这样高水平的中国教授，再读十年书，也讲不到这个水平。他看了不少书，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有学术文章发表。他作为美国人，喜欢的是伊斯兰教。他觉得伊斯兰教的天堂符合他的口味。遗憾的是，伊斯兰教戒酒，而他却总是喝得醉眼朦胧，戴着装反了镜片的眼镜，在清华校园里，也算是一景了。后来，他在北大工作，就住在季羡林的附近，我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到外文楼是必经之地。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季羡林与他也没有什么来往。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美国护照给撕了，不要美国国籍了。但他那时候，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美国使馆也不联系，他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死的时候已经100岁了。在中国起码待了70年。

　　还有一位吴可读教授，是英国人，教授大三的中世纪文学。他上课不拿课本，顺口讲，学生则顺手记录。他还讲授现代小说，选了《尤里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还乡》以及吴尔芙和劳伦斯的各一部小说作教材，至于懂不懂，则只有天知道了。季羡林当时的感觉是迷迷糊糊，不知所云。他还经常缺课，学生等半天，也不到教室。他好歹敷衍了一学期，让学生们很失望。而一旦学生到的少了，他就拿考试来吓唬学生。有一次的考试居然考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和同学们只得拼命看，看得头晕眼痛。终?看完了，就大骂这位老外老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业，但肯定在本国大学当不了教授，有的可以做大学助教，有的可以做中学老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者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恭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本大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中?人给他们翻译中国古籍，但是书出版的时候，译者的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靠这本著作在本国大学当了汉学教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清华，这些非正常途径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的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根本张不开口。

　　那个时候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地下，唯老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然能够在课堂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八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不能说没有，但是是少数。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有想到师生关系竟然变成这样子的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杨炳辰当时是?大德语系的系主任，据说在十几个大学兼课，每个月能够拿到1000多块现大洋。他住的地方，就在辅仁大学的旁边，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个叫马圈的胡同。他租了一套房子，是原来的一个亲王府。杨炳辰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是“四大皆空”。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他都可以毫不吝啬地给高分。他根本没有时间备课，胡乱讲一通。一次考试，考完了，学生赖着不走，他看学生不走，就问，嫌分数少啊，给你增加10分。有一天，他给季羡林和李长之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文艺科学”。他们觉得很新奇，玄机无穷。李长之写了?章，称杨炳辰为“我们的导师”。李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季羡林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觉得直到今天对他的理论还是一点都不明白。

　　外文系的学生一共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三个语系。三门外语里，选一门主修。季羡林选的是德文。后来之所以能够到德国去，就是因为季羡林学的是德语。冯友兰当时是文学院院长，他和德国留学生交换处签订合同，选人的时候，季羡林和乔冠华被选中。季羡林是因为学了德文，乔冠华是因为抱着黑格尔全集，看懂看不懂，不知道。同他那时候不是同学，也不交谈，反正他的黑格尔全?起了作用。

　　李长之提到“羡林兄当时正在写《现代才被发现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说明他们在校期间也有共同的兴趣，都从薛德林的诗中读出了力量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