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9日下午3∶50～5∶10

蔡德贵：中外的恩师，您说就差不多了。国外的说了四个，西克教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哈隆教授、布劳恩教授?国内的说了三个，是陈寅恪教授、汤用彤教授、胡适教授。

季羡林：就是国内的，第四个啊，太多了，怎么选，不知道。

蔡德贵：随您，由您定。有些是老师，但不一定是恩师。您觉得够恩师系列。

季羡林：恩师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董秋芳，这四个就够了。

蔡德贵：您七八十年舞文弄墨，就是受董秋芳老师的影响。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看看，德国那面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都有了。不讲了，《留德十年》很详细了。

蔡德贵：那德国就不讲了。

季羡林：就是最?，哥廷根大学每年啊，选一个杰?的校友，2008年选的我。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一年选一个，证书发给我了。

蔡德贵：一年一个，文理两科都有吗？

季羡林：哥廷根大学整个的学校，就一个。

……蔡德贵：北方人在那样的地方（西贡），是不是觉得蒸得慌？

季羡林：对。就这样，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了上海。

蔡德贵：有没有人到码头去接您啊？

季羡林：哪里有什么人接我啊。后来啊，在上海的时候，我首先跟李长之联系上了，他当时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那时候，我这个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在?士曾经有过200美元。后来在瑞士?到一个德国教授，他是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的，我给他翻译《四书》，我们两个合作。后来出版没有，我不知道。

蔡德贵：把《四书》全部翻译出来了？

季羡林：我拿了这笔稿费，在瑞士买了一块表，是欧米格的。

蔡德贵：欧米格就是用稿费买的啊？

季羡林：除了稿费，我哪里有别的钱啊。

蔡德贵：那您稿费很多啊？那个表很贵吧？

季羡林：在瑞士，那个表不怎么贵。使馆给点钱，我本来能够买两个的，结果呢，我想留一点现金，结果我错了。如果买两块，我回来以后就阔极了。回来的时候，正是国民党五子?科的时候，那个钱多的要命啊，那新贵啊。我在上海去卖这块表，我受了人家的骗，怎么受人家的骗呢？他问我在瑞士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就说，我给你比瑞士多一倍的价格。多一倍也不行啊，当时是不知道啊，只卖了十两黄金，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的要命，卖二十两黄金也可以的。卖掉了一个金表，十两黄金，兑换出什么当时的钱，法币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往家里寄钱，我十年没有管家啦。我换这个黄金的时候，他多给我一两，我立刻就退还给他了，我对他说，这个不义之财，我一辈子不发。你错了，我不能错。

蔡德贵：您寄?之后，自己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

季羡林：当时不大清楚，反正是我给家寄了。第二次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人家办公，我就去南京玄武湖啊，瞎溜，晚上人家不办公了，回去睡在那个办公桌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反对那个聂元梓，（她）造了谣说我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热烈欢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么个人啊，什么热烈欢迎啊，胡说八道。

蔡德贵：您在南京是不是也做过讲演？

季羡林：做过讲演？在南京讲过，上海也讲过。是李长之安排的，大概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堂。后来这个李长之讲，你这个中国话不怎么地道啦。十年没有说啦。

蔡德贵：有十一年不说了。

季羡林：嗯。当时我有一个字，就是“搞”，搞什么？现在我们张嘴就说“搞”，中国以前没有“搞”这个字。到西贡以后，听他们说搞这个，搞那个。中国这个“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德贵：您在上海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我记得，还是那一套，因为新的内容我不知道，旧内容啊，反正是我学的就是这玩意儿，大概99％的人听不懂。

蔡德贵：谁在上海给安排的呢？

季羡林：就是李长之在那里搞的，上海、?京。后来主要是在南京。那时候臧克家在上海，还不是现在这个夫人。郑曼跟我讲，不是我。

蔡德贵：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

季羡林：也不是原配。那个原配，大概丢啦。后来我们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济南我们那个房子是大的，就把我们都赶出去，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吃大锅饭。被赶出去以后，住在一个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给她吃什么？

蔡德贵：应该是郑曼。

季羡林：第一次醉酒。我以为是郑曼，郑曼说不是她，是谁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日本那个垫子啊。

蔡德贵：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