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我的高祖父，在修建横贯美洲的铁路时就是工地上的一位草药医生。我还发现邝泗不是只有两个妻子，而是四个。这些年来我的亲属们把这些婚姻当作秘密，因为纳妾不仅违法，而且还使子女们难堪。

两个月后，西茜突然去世，但莱斯莉鼓励我继续写这本书。她指出：朋友们和家族中的老人们都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年龄，一旦他们去世，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也将随之而去。由于莱斯莉的激励，我抓紧了时间。我的亲属们都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其实他是不愿意加入的。我相信，这是为了实现我姑奶奶的遗愿。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采访了将近一百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华人，也有白人。一个人不同的名字所产生的问题使我非常为难，米尔顿、明、明阿、阿明都是我大爷爷的名字；邝泗、萃安、四伯都是我曾祖父的名字。当时，就在这个城市，我尽力辨认那些混淆she和he及him和her的老年人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我还和一些记不得自己亲生母亲的名字的人交谈过。有人对我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专心致志地阅读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发现移民局从一开始就有我的亲属的记录，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从来没有明确记录。我从众多的图书馆、历史学会和学者们那里获得帮助。我不断地让亲属们、朋友们还有顾客们，从他们的阁楼里、地下室里以及壁橱中翻找商品交易会、艺术展和家庭重大活动的照片、文件和其他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我观看电影、录像带，并查看了剪贴簿、信件、装订在一起的纸条和税收记录。我对中文的书面语感到困难重重，因为全然不知该使用普通话还是广州话。我是用韦氏读法还是用拼音？我该如何使之罗马化？（我最后决定使用以旧式的韦氏发音的广州话来保持本书的时代感。但是，医学用语以普通话或拼音表达会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