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许多方面摆脱不掉历史的承袭，但明代的文化领域可不是如此停滞不前。张岱成长的年代，明代政经虽积弱不振，社会风气却活泼奔放，逸乐和标榜流行的气氛，弥漫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文化活动中。1这是一个宗教和哲学上所谓折中主义（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佛教改革派别及慈善事业大为兴盛，女性受教育者日众，同时一方面深究个人主义为何，却也在扩大检验道德行为的基础；大胆创新的山水画，最知名的戏曲，最有影响力的章回小说，细腻非凡的治国方略和政治理论，以及植物、医药、语言事典的编纂，这一切都构成了张岱的童年世界。正因为对知识和个人可能性的狂热感，连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社会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作品，连同天文、算术书籍翻译成中文，结交来自北京与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这些跨文化的冲击体验，张岱或多或少都了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写过很多当时流行的东西。
　　
　　不过虽说是一切照旧，有些变迁已在悄悄冲击张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扩张。虽然没有精准的数据，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种记录显示，明朝肇建时（1368）的人口数大约是八千五百万，到张岱出生时，人数已攀升至一亿八千万，或许还不止。3这无疑给土地和农耕带来新的重担，于是改良稻种使田地能一年收成两次甚至三次，针对沼泽、沿海平地进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时将人口刻意朝西南和东北地区迁徙，以减轻部分负担。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地区，连带把各式各样的新奇作物横渡太平洋带到中国，只是当时少有人能感觉到它们对未来的深远影响。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发现能有效医治疟疾的奎宁等药用植物，以及烟草等其他适合中国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贸易船只带来的是美洲大陆的白银，用来购买中国的精美商品；当然也不乏船只运载着香料和稀有的药用植物，如主要用于医治痢疾的鸦片。
　　
　　张岱的祖先或许是在一个世纪前，也许更早，从与西藏交界的四川往东海迁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绍兴城。当时上海市镇虽称繁荣，但还谈不上商业中心，而绍兴已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重镇。张家迁往绍兴时，正巧遇上16世纪农耕和土地所有权在地方的重大变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时挖沟疏浚以开垦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农业所得下降，有鉴于此，许多在家乡属经营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户人家，开始往城市移动。这个阶层原先在农村还能扮演领袖，成为小农和贪得无厌的朝廷之间社会和经济冲突的缓冲；迁居城市后，他们渐渐脱离农业经营上的现实与挑战，反而一头栽进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种惬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产交给专门管理人与管家这批新的中间人管理。张家可能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因此张岱从小生活锦衣玉食，但社会责任感也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