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之尝云：‘天子能骜人以富贵，吾无官更轻，何畏天子？阎罗老子能吓人以生死，吾人奉摄即行，何畏阎罗？’”
　　
　　“此所得于酒者全矣！”张汝霖以道家思想继续阐述，“全于酒者，其神不惊，虎不咋也，坠车不伤也，死生且芥之矣，而况于富贵，又况于文义？”张汝霖知道汝森虽然不解轩名之义，但其实已了然于胸了。
　　
　　“酒是众之胜场”，这是张汝霖的结论。“安可与争锋？且彼但知酒，而吾与尔复冥搜沉想，堕于义中，是为义缚也。……余量最下，效东坡老尽十五，为鼠饮而已矣。”张岱则用短短三句话，总结叔公张汝森的余生：“髯张笑傲于引胜轩中几二十年。后以酒致病，年六十七而卒。”32
　　
　　祖父于天启五年（1625）去世，此时张岱二十八岁，刚好人在杭州，所以无力保全祖父的藏书：“大父去世，余适往武林，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33
　　
　　如果说搜罗藏书如此不易，但是飘零四散却是转眼间事，那么书又如何能引领人探索更深邃的知识？随着年岁渐长，张岱对此愈感迟疑，他在文字中也不断忖思，自己为何花这么多时间作各种知识的探索。这不只是说科考不值得费心花钱，而是追求学问本身到头来也是枉然。怪的是张岱却以他所敬爱、甚至敬畏的祖父为例，仔细探讨这个主题。张岱的祖父张汝霖虽有才气，但却把余生投注在一个不可能的梦想——编纂一部大辞典，尽收天下知识，并按音韵编排。张岱写过一篇名为《韵山》的文章，说他不曾看过祖父没有一卷在手，而书斋里卷帙正倒参差，积了厚厚的灰。天光亮，祖父就把书带到外头，就着日光读书。日落之后，他便点起蜡烛，“辄倚儿携书就灯”。他就这么读到深夜，不露疲态。34
　　
　　张汝霖说前人所编的辞典都不尽正确，于是决心自己编一套，取山之譬喻来加以组织编排：摘其耳者曰“大山”，摘其语者曰“小山”，事语已详本韵而偶寄他韵下者曰“他山”，脍炙人口者曰“残山”。张岱说在此“韵山”中，满卷都是祖父的蝇头细字，“小字襞，烟煤残楮，厚如砖块者三百余本”。某些韵脚甚至写满了十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