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二○○七年二月三日 周六

这里记下的，是在长夜无眠或在迷迷糊糊、思想非常不集中时的“胡思乱想”：我的“有效生命”还有多少？有太多的事情想做，时间太不够，于是“想”的比“做”的多。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结婚五十周年（金婚）纪念日就要到了。光阴如白驹过隙，真的。维也纳，是我们的“月下老人”。那时我们只有二十六七岁。还有赫尔辛基的白夜，夏日的白夜。被时代甩得够远的了。对前景：是失望，还是绝望，还是抱着看不到的希望！来不及了。说了半天，到底你说怎么办！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做得了什么。

我讨厌那些“大款”，“钱，钱，钱！”“铜臭”。

一团棉絮，落在水泥地上，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何苦来！大半辈子，所司何事？

聚多离少，所以没有“两地书”，许多事流水般过去了。

有时我很寂寞，但有时又欣赏这寂寞。矛盾！

日常“安排”，只能如此：

每周一、三、五上午透析日，看些闲书，如果有精力的话。二、四、六、日上午伏案两小时，天暖起来后，可能延长半小时到一小时，下午午睡后翻翻报纸。

所以，写字、画画的时间没有了。晚饭后全然无力。

想来想去，到现在其实只写了两本书：《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和《欧洲文明的进程》，其余的，都是赝品、次品……难怪我“落地无声”！

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三

在中国可称为“知识分子”的有几类？

有人文关怀的、忧国、忧民、忧天下，其中有些是anti-establishment——少数。

早年参加革命，晚年彻悟的老干部——少数。

专业知识分子又分两种：

搞社科、人文学科专业人员——“翰林院”里的“庶吉士”、“编修”之属，党政部门之研究可能属之，“职业性很强”，而少有人文之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