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近著《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宏丰思精，似未参及谢著。梁启超建议谢治晚明史，遂竭一生之力详考万历至崇祯以及南明小朝廷历史，创获之丰，前无古人，后亦少有来者。此实研究中国皇权之祸之最不可绕过者。

吾读书尝浅尝辄止，昔日已读之书今日再读时竟似未读过者。中年荒芜，而浮躁以至读过即忘。亦有长年“饥渴”后不择细食之故。年近八十，殊觉悔憾。费孝通暮年补课之感，非一人之感也。谢国桢言方东树五十知非，耄年好学。吾岂不然哉。

二○○七年十月二十日 周日

学术与时代潮流

谢国桢在《桐城方植之先生学术述略》文中说：“大抵学术与时代潮流有关。时至清代西欧科学东渐，凡学术之趋势，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影响，即于宋儒理学何莫不然。清代汉学家之治学态度，如高邮王氏之治经，即能于考证中设一假定而推演之，故此假定虽不能全然，而必有必然者存，即观他家学术，亦莫不如是。故于汉学家学术之本身或无甚发明，而于治学术方法之方法，则固有所不可企及者。宋学之讲修齐治平之道，则所谓‘人生之学’，而心性之学，其在宋代则不能不受佛学之影响，在近代则又不能不受西哲之沦变，而方氏（方东树）之求真，不为依和之谭，则亦含有学术思想有论理方法之初步也。”（《明清史谈丛》，页49）

方东树在二十世纪颇为港台海外新儒家所称许。有以为“新儒”之前驱者，盖亦有因。然方氏终为戴、阮同辈，尚非清末康梁诸辈之为人前驱也。谢度其学术思想有“论理方法之初步”，则不详其间妙意。

要之，学术与时代潮流之关系，十分重要。谢氏此文刊于一九二八年，此正西潮涌动之时。彼时中国之学人自不能外于“不知不觉的影响”也。

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周日

落井下石非英雄

《书屋》刊散文批冯文。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然则我有一想：冯友兰已是古人，不可能为自己辩白。故是打“死老虎”。

如今颇有些惟我独“洁”的人，不顾历史条件和对人的复杂性的分辨，只一味在时潮中打“落水狗”，或英雄般地“落井下石”，对有权势的“活老虎”，趋走避之，或轻描淡写。冯友兰生前死后都无权无势，无论怎样打杀贬损，均可放手去做。此文人之无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