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生产繁荣”，不能否认生产总是会“发展”的。前两年在南浔看到一个南浔地段在十六七世纪时的水陆阡陌，耕织繁忙，千年传下的手工业演出的“农家乐”，这能叫“资本主义萌芽”么？“资本主义”首先指经济资本，但绝非止于此，依我管见，这种经济繁荣面貌在有名的《清明上河图》上已经有了。而关键是没有“动力革命”，就只能是手工劳动，手工劳动是带动不起产业革命的。欧洲以英国的产业革命为例，那就是动力（蒸汽机）取代手工，才使整体产业都动起来，这才会有“资本主义”。轻言“萌芽”，（还以说不清的GDP为证，使不明事理的人不详查而盲从）仅投资、原料、加工等等，非似是而非为何？

从来又有一说，说中国历史民变（农民起义等）甚多，每每动摇皇权统治。王毅特举中西各一例，很说明问题。

中国的例子是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　一），苏州织工被太监兼税吏孙隆的勒索迫压而起事，遭镇压，为首者赴死。这类“民变”到处都有，但都未能对皇权有丝毫撼动。

另一例是同一时期伦敦市民对王权干涉城市经济而进行的抗争。从形式上看，都可以叫做“民变”，但却有本质的不同。王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十六世纪英国的政治学家是着眼于‘依照什么法律’来反抗王权的专制性。”伦敦的这次反抗，其背景是一六一　年下院重申宪政法理以抵制国王的经济禁令。因此中国史上的“民变”的政治取向是后退的，“变”后仍是原样。西方的“民变”则具有宪政法理意义，它的导向是前瞻的。其实后来的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实与此有精神上的联系。

可见，言“萌芽”，只看那不知什么根据“算”出来的GDP而不看其政治（法理）的民主内涵，则“萌芽”者如果真有，也不过是“死芽”，社会仍只是原样的皇权制度。

王毅选取明朝侧重研究并与西方的宪政传统相对照，很有见地。明朝积秦皇西汉以降历代皇权专制的经验而大备，皇权专制含权臣、宦竖、特务组织，体制最为完备，清承明制，把明朝弄透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史容易瞭然。早年史家瞿兑之在《涤砚余沈》中说：

诸生有以读史当何先为问者，应之曰：当先读《明史》。盖吾国一切政治社会制度，秦汉一变，隋唐一变，南宋一变，而明又一变，近代各种规模，皆创于明，相识至

今，大体犹是。

瞿氏出身望族，父为清季军机大臣瞿鸿禨。瞿氏阅历甚丰，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等职。晚年治史，执教于几个大学。一九七三年逝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