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曾有整理国故一说。在新条件下看待国故有一层清理和清算它们的意义。闻一多整理笺注考据古籍，用功甚勤，但是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又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两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因此，“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闻一多开的什么“方”，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努力变为现实。“旧学”或“国学”能完成这个任务么？如今改革开放了，反倒搬出逆时而退的“国学”来了。岂不怪哉！

说要让青年人读些文言文，念点古文，这我是赞成的，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的，因为那是一种关乎文化学养的问题，脑子里有些历史感了，也多些文史知识，若做文章，思维也可以更活络些，连用语也可能更生动些。我劝他们不妨先读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这两种书，是朱先生写给中学生看的，现在大学以上的人也可以看看。有这样的书垫底，在这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志趣，选读些《古文观止》之类，能读得多些更好，则什么“国学班”、“读经班”都可以免了。显然，这与让“国学”发起烧来，是两回事。

很有些人拿上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四大导师“国学院”说事儿，似乎所谓“清华学派”由此奠基。陈寅恪先生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虽早年留学域外，且曾说过古希腊文化优于我三代周秦，但揆其一生所致力的全在于从经学起到与西方文明碰头之前几千年的学问。不过陈先生从来不以“国学”称之。与短暂的“国学院”相比，之后的清华文学院所从事的教学和创获，在长得多的时期中比“国学院”要广得多，也新得多了。如今一提“清华学派”便抬出四大导师的“国学院”，而很少提甚至几乎不提名师如云的文学院。这至少有失偏颇，不大公允。这话扯得有些远了。

其实，我确实用不着对今天的“国学热”饶舌，或杞忧，因为它太不合时宜，那热度注定是长不了的。久而久之，自会退烧。学问之事一旦与功利挂上钩，攀上亲，就早晚会产生与学问的目的相悖的“异化”或谬种。唉！“国学”，“国学”，多少笑话假汝之名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