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全球化”现在已是挂在人人嘴边上的名词了。它似乎是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才时兴起来的。其实，若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所在的星球，我说，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就注定是要走向“全球化”的。地理的、民族的隔离，只是我们这个星球在亘古时期的初始现象。人要存活下去，就要劳动、要生产、要移动、要打仗，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便有了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流。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无非是人类相互交往、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表现为某种文明的整合趋势或相互冲突的历史。这种“交流”随着时代的脚步，特别是到了近代，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冲决人类在地理人文上的隔离状态，在逻辑上就必定含蕴着“全球”性的“大交流”。因此，“全球化”在历史哲学中是很容易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各民族各地区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著名论点和将出现某种“世界文学”以代替“地区文学”的伟大预言，实质上已揭示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都需要发展，必由之路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如今是“网络”时代，更是谁也漏不掉。只不过各民族发展有先后、程度水平有高低、文化有差异，因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居的地位也就有很大差别。欧美在“全球化”进程中居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造成的。当西欧在近代发生种种革命性的变化并向世界辐射的时候，中国和东方还没有走出中古社会。如果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中西两大文明的迎头碰撞作为中西交流的起点，那么中国和西方当时即处于差距有如天壤的不平等地位：西方属于近代，而中国属于中古，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有一种说法(在中外都有)，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或在清代的康雍乾，学术思想界已有了近代的科学思维。如胡适之论戴东原、美国汉学家艾尔曼之论朴学的理性内涵等。还有的说，乾嘉学派反映了“前”近代的思想。这些说法忽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那个时代的人才识无论如何出众，都不可能对社会有什么启蒙性的触动。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有了近代思维，与硬说中国早在明代(甚至北宋)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属于同一思路，都忽视了中华帝国封闭性的严重程度。它如同一支密封的罐头筒，必待外力才能打开。康有为有见于此，在《上皇帝书》中即明言：“若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