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西洋文明之进入中国固然自上个世纪开始，大量涌进则在“五四”时期，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成为时风。尤为有意义的，是其后续影响所及，使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成为古今中外思想自由交汇和相互激荡的时期，呈现出“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当时“新旧军阀各霸一方，但它们在实行反动统治的同时，始终未能达到思想上学术上定于一尊”(周谷城先生语)。真真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各种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等，争奇斗艳，所达到的水平，今日亦难望其项背。放眼这几十年的中国文化思想界，中国实已走上了接受西方文明的道路。“这就好像以盐水来冲淡水，盐水成分愈多，则淡水中必愈咸了。”(张东荪语)至四十年代的下半叶，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呼声已经成为在当时的“国统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镇压人民自由的浪潮。

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是不幸！一切的一切都系于各种战争的结局。在全国抗战和继后的全面内战的非常时期中，不可能认真地提出国家的发展问题，上述中外古今汇合的局面亦大为受阻，几至中断。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起至一九七六年的三十年当中，先是“冷战”的前十来年的“一边倒”，继之则自我孤立，全国从上到下大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在一九五六年虽曾宣告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不过话音未落，政治运动便又以大得多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地卷遍全国，从反右、反右倾、“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工农业生产也是搞的，建国后的头十几年生产发展、经济增长也很见成绩，但那是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加上“计划经济”搞出来的，并不顾及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规律和市场的规律和作用。一句“人民公社好”，举国响应，造出了亩产万斤的神话。那时居然有科学家跟着浮夸风转，让科学听命于愚昧和狂妄，为“亩产万斤”作出何以可能的“科学论证”！一时间，群众像发烧般哄起，以为凭着这种冲天的热气和干劲，就可以在若干年内“超英赶美”，“穷过渡”到所谓“共产主义”去。胡绳同志在他的近著中指出，这些个违背科学规律的思想只能说“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关起大门、谙于世事，是这一长时期的基本特点，“文革”则是其“极端”。当外界早已一日千里，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迎来“信息革命”的年代，中国还在搞不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文革”后有人提出“球籍”问题，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