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这种知名村庄让村民们眼界大开，也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图书馆里可以借书，激发了一些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尽管大多是浩然、张永枚这样的红色作家的作品。看电影也许是村民们最欢迎的娱乐了。只是那时电影太单调，除了发布时事新闻的《新闻简报》外，无非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青松岭》、《春苗》、《火红的年代》一类的故事片，反复上映的样板戏，还有朝鲜的《卖花姑娘》一类，所谓“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中国的新闻简报”。记得“票房”最差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村民们怎么也无法欣赏踮着脚尖跳来跳去，话也没有几句的什么芭蕾舞，看了半天，那喜儿或大春也没“扒”出什么“雷”来。演出不过半，人就走空了，放映员也只好尴尬地收场回家。

先进村庄的另一壮举是普及了高中教育。不过，那是一种劣质的普及，把原先初中学历的学校提升为“九年一贯制”的层次，教高中的老师都是此前教初中的那些。村里规定：本村每个孩子都可以义务读到高中毕业，代价是每个人也只允许在本村学校即姜格庄联中读高中，不得进入县立高中读书。教师层次不够，加上“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我们的高中阶段就在造反、学剪果树枝和零星地上点课中间度过。回想起来，当时我承担的一份任务给了我很大帮助。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就到邮局取学校订的几份报纸，回到家，吃过午饭后，利用午间时间把报纸粗读一过。那时的报纸内容贫瘠，谎言充斥，不过两年多时间下来，或许还是多少提高了自己对于文字的感受和运用能力。结果，1978年高考，我成为全年级近百名学生里惟一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文革”结束，村里热闹的气氛渐渐散去。外宾不来了，记者也班师回京，样板戏自然也消失了。土地包产到户，村民们获得了种植上的自主权，集体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物质生活品质也改善了，一年到头都吃小麦，不用再吃我最憎恨的地瓜［红薯］了。昔日高官进口车，开入寻常干部家。只是，过去那种集体生活的乐趣也消失了。几年前，我回乡，一位高中同学谈起今昔之比：“现在吃穿方面都是好多了，也自由，不过，从前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多有意思啊！”

他说话时那迷茫的眼神让我久久不能忘记。这的确是个很困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