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代周报前驻京记者花久志（Jorg blume）告诉过我，他最欣赏崔健的一点是：他并不迎合西方记者的观点，并不迎合他们想当然的简单化的政治解读。而左小祖咒早在十一年前就明确拒绝被“政治”，“精英”，“朋克”，“诗人”标签化，不惜以这首在其作品中最缺乏音乐性的《冤枉》来表达其音乐独立和艺术流浪宣言：
　　
　　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
　　
　　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流浪汉，流浪汉
　　
　　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西方媒体关于鲍勃·迪伦以及周云蓬的两则有趣报道，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抗议歌手”的标签有时确实简单粗暴，糊里糊涂地把迪伦把周云蓬赶上了政治的舞台。
　　
　　曾令无数乐迷奔走相告、引颈相盼的所谓“鲍勃·迪伦中国巡演”，其实子虚乌有，甚至更像骗局——它公然早早上了票务网，并且居然一直没撤下来，即便演出早就流产，豆瓣网活动广告仍然一直在强悍宣传，有杂志甚至信以为真，隆重预告。
　　
　　是谁扼杀了迪伦中国巡演？《卫报》的忠实读者会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政府”。这是一个最能产生轰动效应、最有市场，似乎也最顺理成章、最“政治正确”的结论：迪伦的抗议歌曲导致他在中国“被禁”。迪伦巡演的台湾操盘手确实就是这么解释的，这似乎是不过脑子都想得出来的，但作为记者，您不能真的不过脑子，不多打几个电话采访实情：文化部收到过迪伦演出的批文申请吗？内地演出商接受台湾操盘手的报价吗？（扯远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通过那些混水摸鱼的二道三道贩子，难道迪伦的经纪人跟拉登一样难找？假如阁下真想办迪伦演出，实在不必被中间皮条客层层盘剥，我可以把迪伦经纪人电话号码以一百块的友情价卖给你。）
　　
　　在比约克（Bjork）上海事件、绿洲乐队（Oasis）访华演出流产，以及摩登天空音乐节邀请的国外乐队因为签证问题全部无法登台等等事件之后，把迪伦演出流产归咎于政府封杀，既成全了一条夺人眼球的新闻，又推卸了主办方的责任，记者和演出商真是相互体贴。台湾演出商简直是破罐破摔，为了圆谎，似乎巴不得替官方封杀早八辈子没怎么写抗议歌曲的迪伦。文化审批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不能因此就轻率地把简单的生意问题也一股脑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迪伦演出流产，其实原因仅仅是一个钱字。即便是《卫报》这种理应令人信服的媒体，在面对中国问题时都难免经常有“政治简化”之嫌，不是说政治关怀角度不对，在中国，政治确实仍然是最大的、首要的现实，但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你不能老是恪守意识形态逻辑去圆枘方凿。
　　
　　意大利某大媒体的驻京通讯员则在连周云蓬本人都没采访的情况下炮制了一篇令老周哭笑不得的雄文，我很钦佩很多西方记者的现场精神，但有关鲍勃·迪伦和周云蓬这两个例子，也典型说明了有些西方驻华记者大而无当、甚至有失职业准则的工作方式：只要立场不要现场，用立场轻易替代了现场。
　　
　　请允许我引用Giampaolo Visett这篇题为《中国，迅速蹿红的游吟盲诗人谴责权力滥用》的文章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