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序：请不要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
　　
　　张铁志这部《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会令人设想另一部也许也值得一写的书，比如《时代的噪音——从崔健到左小祖咒的抵抗之声》。问题是：中国的特殊语境何在？
　　
　　出版社最初曾建议把这部书命名为《音乐杀死枪》，但是显然我和张铁志一样难以认同。从来都只能是枪杀死音乐，罗大佑当年的《现象七十二变》唱到“有人在黑夜之中枪杀歌手”。当代音乐史上，枪杀歌手的最突出的例子，也许是一九七三年智利军政府枪杀了维克托·加拉 (Victor Jara，关于拉美以及亚非的“抵抗之声”，张铁志应当再写一部书）。即使不枪杀歌手，也可以枪杀歌曲，枪杀歌词，讽刺的是，罗大佑这句“枪杀歌手”当年在国民党审查制度下只能印成“借酒消愁”。
　　
　　假如以二元对立思维将枪和音乐变成你死我活的对峙关系，失败的必定是音乐——我说的是音乐美学，以及对于世界和人性复杂性的认识。
　　
　　这就是为什么一看到有人自命为“民谣的切·格瓦拉”，我会捏着鼻子躲开。
　　
　　抗议歌曲的悖论和危险在于，在“音乐杀死枪”的激情裹挟下反而容易沦为音乐的自杀，“抗议”不幸杀死了歌曲。我们不得不承认，“抗议之声”也好，“抗议歌手”也罢，其定义是有先天缺陷的。
　　
　　而“时代的噪音”并不仅仅只是“抗议之声”的同义重复，假如将“噪音”理解为对于参差多元世界的包容，那么“噪音”就要大于“抗议之声”。比如鲍勃·迪伦就远不仅仅是一位抗议歌手，更是一位“时代的噪音”制造者，噪音不仅仅是政治观点、社会思想上的异议和抗议，也意味着音乐美学、艺术理念上的实验和创新。这正是迪伦比皮特·西格们伟大之处，他不单确立了抗议歌曲的典范，也凸显了抗议歌曲的边界乃至局限，进而完全超越了抗议歌曲。
　　
　　我们要抗议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沦丧，还有语言的腐败和美的流失。我们不能穿着敌人的裤子去骂敌人不穿裤子。审美惰性以及源远流长的载道文化传统也容易使人们在褒扬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忽视了美学价值，近来势头汹涌的民谣热就有这个问题，媒体言必称民谣，并不惜在吹捧民谣的同时可笑地贬低摇滚乐以及实验音乐，更要命的是片面地唯“抗议歌曲”或“社会问题”歌曲独尊而无视民谣的多样性。
　　
　　“抵抗之声”要警惕的是动辄简单化为“政治之声”，而人性，总是大于政治的。比如小河，他一只脚淌民谣的清水、一只脚又淌实验的浑水，也就不易见容于民谣原教旨主义者，另外，对政治社会议题缺乏兴趣甚至缺乏了解，并不妨碍他挖掘出潜藏于社会政治建筑或废墟下的人性暗流——比如新作《失踪人口报告》——那恰恰是更为深刻的洞察和表达。
　　
　　在我们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抵抗之声”的两难悖论在于：一方面，中国摇滚和民谣的抗议之声星星之火远未燎原，期待张铁志这部书写到的那些伟大歌手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感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谨防对中国摇滚和民谣由来已久的泛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事实上，无论是崔健、左小祖咒，还是周云蓬，和很多优秀歌手一样，他们都发出过“抵抗之声”，却不能被称作“抗议歌手”。可惜在西方人尤其是西方媒体眼里，似乎往往只存在中国政治，不存在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