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在台湾出版《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之后，引起不小回响，常有玩音乐的朋友说有冲动更加关心社会问题了。每一次听到这种鼓励，就让我更加确信书写的力量。
　　
　　二○○八年《声音与愤怒》在大陆出版了简体版。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台湾与大陆的不同历史脉络，这本书在两地引起了很不同的回应。
　　
　　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都是高度政治性的，背负着由上而下强制的巨大政治使命。然后，崔健来了，摇滚成为八○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因此，后来的摇滚人更希望的是卸下过去社会责任的大旗——不论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启蒙。连周云蓬也跟我说，现在更需要的音乐是更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
　　
　　的确，在处于这个历史时刻的中国大陆，人们更渴望个体自由带来的解放。
　　
　　强调摇滚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并不代表鼓吹一种集体主义，或者主张音乐要服务于特定目的。创作者应该自由地去表达他心中的想法，不论是对爱情、人生，或是对社会的思考。
　　
　　本书关注的是音乐人与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表示这才是音乐的力量所在。如同文道和晓舟在本书推荐序中所提出的，音乐作为“时代的噪音”不只是在于其提出政治或社会议题，事实上，不论是音乐的先锋性对主流美学的挑战，或者是在这个虚伪时代对真诚人性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音乐人确实意欲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思时代，甚至介入历史。
　　
　　这本书的故事是从二十世纪初到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不同时代的西方音乐人如何用他们的音乐去记录历史、对抗不义、抵抗体制。有的人是抱着改变世界的革命抱负，有的人则仅是想说出心中的话。本书除了书写音乐人的创作理念，也试图刻画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早期阶段、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运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九十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贫穷。
　　
　　本书也试图讨论音乐与社会实践结合的不同难题，与如何可能真正“改变世界”。当民歌之父伍迪·格斯里在吉他上写着：“这把吉他会杀死法西斯”时，没有人比他更相信音乐的力量；但在斯普林斯汀、琼·贝茨、冲击乐队、乃至U2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巨星地位/商业体制与抗议信念的矛盾与纠结；而在乔·希尔、西格、黑人民权歌手和U2的实践上，我们则要反思，是实际的政治游说、草根组织，还是通过歌曲和现场演出来激励群众，才是最有效的力量。
　　
　　如果《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是提出问题，这本书则通过分析不同音乐人的生命轨迹，尝试提出答案，虽然答案可能不只一种。但我相信的答案在第一章的第一页，也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页。
　　
　　这本考察音乐与抗议的历史之书当然有其限制，故事集中于英、美、爱尔兰的白人摇滚与民谣。事实上，美国的嘻哈和雷鬼有着更强烈的社会意涵，而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乃至东欧，也有更多透过音乐来介入社会反抗的故事，但那些可能会留给下一本书。
　　
　　当然，我更想写的，是在这个华人的世界，音乐如何被时代形塑，并且如何反过来介入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