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梦见了乔·希尔（Joe Hill），那个二十世纪初拥有悲剧命运的工运歌手。眼前的他虽然浑身是血，却显得精神饱满、眼中充满斗志，仿佛正要前往一场激烈的抗争。
　　
　　我惊讶地说：“乔，你不是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吗？”
　　
　　因长期待在矿场和工厂而显得粗砺黝黑的他，缓缓地说：“不，我从来没有死。”
　　
　　“可是，可是那些贪婪的铜矿财主们不是枪杀了你吗？”我说。
　　
　　“枪是杀不了一个人的。我从来没被他们打死。”他说。
　　
　　“你知道，”乔微笑着说，“凡是没被他们击倒的人，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去组织更多人。而我，不会就这样死去。”
　　
　　1
　　
　　的确，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工人抗争中，乔·希尔从未离开。
　　
　　一九六九年，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这个以三天三夜浓缩了六○年代一切斑斓炫目的反文化的演唱会上，乔·希尔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台上。在稀微的灯火下，面对着台下三十万人，琼·贝茨（Joan Baez），那个世代最美丽而坚定的声音，静静地演唱了一首关于永恒的坚持、关于如何组织弱势者的老歌：那是写于三十年前2的《我梦见我昨夜看见乔·希尔》（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在这个伍德斯托克最令人难忘的夜晚，乔·希尔的历史幽魂，一个抗议歌手的永恒形象，以及美国工运的激进主义传统，掺进了属于爱与和平的满地泥浆中。琼·贝茨唱着：
　　
　　昨夜我梦见乔·希尔
　　
　　就像你我一样活生生地在我面前
　　
　　我说：“可是乔，你不是已经死了十年了吗？”
　　
　　“我从来没死，”他说，“我从来没死。”他说
　　
　　“铜矿老板杀了你，乔；他们杀了你啊，乔。”我说
　　
　　“要杀一个人，需要的不只是一把枪。”乔说
　　
　　“我没有死，我没有死。”
　　
　　他是如此真实地站在那里
　　
　　眼中带着微笑
　　
　　乔说：“他们忘了杀死的人，
　　
　　将会继续联合起来，继续联合起来”
　　
　　2
　　
　　瑞典出生的乔·希尔，从小喜欢音乐，并在小区中的咖啡店弹钢琴。刚进入二十世纪的一九○二年，像许许多多寻找美国梦的欧洲移民一样，二十岁出头的他在自由女神的冷漠凝视下来到美国的入口：纽约。他只能在纽约下东区靠着最粗劣的工作来维生。之后，他离开纽约，流浪在那些肮脏、危险或黑暗的工作场所中，不论是工厂、农场还是矿坑。
　　
　　这是美国刚从所谓“镀金年代”（Gilded Age）走向“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的转换期。内战之后，美国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垄断性资本主义，造就二十世纪的超级工业巨子，如因石油致富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feller），因钢铁致富的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或者因铁路致富的范得毕尔德（Cornelius Vanderbilt）。然而，在他们镀上闪亮黄金的底层，却是对工人最原始而粗暴的压迫与剥削。例如在一九一一年三月，纽约市的一座纺织厂发生大火，一百多名女工因被雇主锁在里面而被活活烧死——这也是日后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由来。许多低技术工人都是抱着美国梦来到美国谋生的欧洲移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忍受低廉的薪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雇主的虐待。甚至司法也完全站在资本那边。一九○五年，纽约最高法庭的判决说：“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法律设定最高工时是违宪的。宪法禁止各州政府介入劳动契约，因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障雇主有买卖劳工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