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来到纽约寻找伍迪，去新泽西的医院探望病重的伍迪，唱歌给他听，

并为他写下一首歌：《给伍迪的歌》（Song to Woody）。

迪伦的风格很快凸显出来。他演唱许多时事歌曲（topical songs）——书写和纪录时事或历史的民歌，用他独特的编曲与嗓音。

他说：

“我唱的民谣歌曲绝对不容易入耳，它们并不友善，也不圆润滑顺。它们不会带你平缓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说它们不商业。不但如此，我的风格对于电台来说是过于乖僻而难以归类的作品，然而歌曲对我来说远不只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歌曲是我的导师，它们引领我，带我到另一种对现实的意识，带我到某个不一样的共和国，某个解放了的共和国……一个‘看不到的共和国’。”7

2

来纽约不到一年，迪伦就被发掘过许多爵士巨星的传奇制作人哈蒙德（John Hammond）签下唱片合约。

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鲍勃·迪伦》（Bob Dylan），其中有他自己的创作，也有几首传统民歌，但没引起太大回响。

他持续地大量创作与演唱，独特的风格逐渐成熟。

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二张专辑《自由自在的迪伦》（The Freewheelin’Bob Dylan）出版，宛如一颗原子弹坠落在六○年代初的骚动之夏。人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民歌：那既不是当时流行的美声民歌，也不是带着泥土气味的传统民歌（例如他的第一张），而是一种全新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诗歌想象与伍迪·格斯里面对现实的态度，重新书写了抗议歌曲8。

六○年代的主题曲在这里开始大声响起。

那一年，二十一岁的迪伦在村子的咖啡店中写下六○年代的国歌：《随风而逝》（Blowin’in the Wind）。

现在看来，这首歌或许有太多晦涩意象，没有一般抗议歌曲的具体内容。但在当时，这首歌的意涵对听者来说却是清晰无比——所有听者都能穿透那些薄雾，知道当迪伦认真地质问“还要多久，某些人才能获得自由”时，他指的是种族不平等；当他唱道“炮弹要在空中呼啸而过多少次，它们才会被禁止”时，他指的是核武器。

尤其，这样的句子还不够清楚吗：

“要有多少尸体，他才会知道，已经有太多人死去？”

这首歌真正巨大的力量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社会分析，或是否能煽动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他抓到了那个时代空气中微微颤动的集体思绪，说出许多年轻人面对时代的困惑。他们知道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变，一切既有价值都正在被颠覆；他们渴望改变社会，也希望追求个人的自主，所以要对抗一切传统权威。但是要去哪里寻找改变社会的答案呢？迪伦的回答是，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 / 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

……

一个人要转多少次头 / 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同样是在那一年，六○年代学生运动最重要的组织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发表了青年革命者对世界的看法：《修伦港宣言》9。这份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我们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这是和《随风而逝》一样的理想主义，一样的对权威的拒斥——他们拒绝直接承接传统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提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