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心中，鲍勃·迪伦无疑是音乐史上抗议歌手的形象代言人。

他写出六○年代、甚至整个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数首抗议歌曲，他把民谣、流行音乐转变为一首首犀利的抗议诗，或者揭示社会真实的寓言诗。而他在《时代变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专辑封面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然而，说他是抗议歌手可能是音乐史上的最大误会。因为，他的抗议时期主要是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四年的短短两年间，虽然之后他仍不时书写社会议题的歌曲。

迪伦写下了伟大的抗议歌曲、不情愿地界定了抗议歌手的形象，却拒绝被抗议歌曲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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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二月，这名十九岁、面容苍白的年轻人背着吉他和破旧皮箱，走下“灰狗”巴士，从白雪冰封的明尼苏达来到了纽约格林尼治村。

这里，被人们昵称为“村子”，是全世界民歌的中心。

不只民歌，这里也是各种前卫文化、地下艺术正在发生的地方，各种颠覆性的创造与想象恣意地跨界串门子。在麦杜格街（McDougal Street）上，画家在Café Wha听着爵士乐与民歌，民歌手和诗人在“煤气灯酒馆”（Gaslight）狭小的地下室轮番吟诗歌唱，或者不小心进入了小剧场中粉墨登场。

这个斑斓场景不是始自六○年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格林尼治村就是美国波希米亚文化和激进主义的首都。艺术家、作家、革命者在这里热烈地挥洒他们的生命。

而这些波希米亚和革命分子并不是在华盛顿广场——这里是“村子”的心脏——的两侧各自生活着，而是在广场中间一起相拥起舞：波希米亚们抵抗主流文化的压迫，革命分子反对资本主义的支配；但革命家们没有忘记美学与意识是革命所必须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深信想象力的解放不能没有社会结构的改造。于是，这里诞生了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左翼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的激情文字、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爱玛·古德曼（Emma Goldman）的呼喊，以及后来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诗人们用诗歌和边缘的身体点燃反文化的火光。

尤其是华盛顿广场上的民谣。三○年代以来的民歌运动，在皮特·西格和伍迪·格斯里两个民歌之父的领导下，早就孕育着浓厚的左翼理想主义，且大部分推动民歌的场所和杂志都同时是政治基地。例如麦杜格街上的“民谣中心”（Folklore Center），是无政府主义者老杨（Izzy Young）所开；民谣杂志《唱出来！》（Sing Out!）更是老左派们结合民歌与革命的武器。

自明尼苏达大学辍学来到纽约的迪伦，在“村子”里比任何人都用功（他的师姐是一九五九年就红了的琼·贝茨）。他的主修学科当然是民歌，但他也在麦杜格街的酒馆中吸收各种音乐精华，在十二街的艺术电影院看费里尼和其他欧洲电影，在布里克街（Bleeker Street）的咖啡馆中倾听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激辩革命道路，在朋友家的书房阅读大量的历史、艺术与文学著作，并和女友苏西终日埋藏在剧场和博物馆。

很快地，他成为格林尼治村最耀眼的毕业生。

在来到“村子”之前，迪伦已经熟读了伍迪·格斯里的传记。迪伦在他身上听到了民歌的质地，爱上了他流浪者的形象，学到了为人民而唱的精神。他说：“伍迪是个激进分子，而我想成为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