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不只讽刺这个现象，也实践这首歌的精神：因为ABC的节目抵制西格，所以迪伦和琼·贝茨也拒绝参加。

一九六三年，他被邀请参加当时全国最红的综艺节目（这是他第一次上全国性节目），CBS的苏利文秀——一年后披头士在这个节目中的表演将征服全美。迪伦准备演唱《约翰·伯区的狂想蓝调》，但电视台希望他唱别的歌。他拒绝，于是表演被取消13。这件事让他在“村子”中、在纽约的民歌与左翼社群中的声望更高。迪伦果然是这个世代的伍迪。

一九六四年一月，迪伦发行新专辑《时代变了》。里面有更多的抗议歌曲，让这张专辑成为新世代最壮阔的政治宣言。

许多人墙壁上挂起了唱片黑白封面上迪伦苍郁的面孔。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六○年代反叛力量的代表，一个体现着青年理想主义的时代代言人，正挺立在混浊的时代洪流中。

在这张新专辑《时代变了》中，专辑同名歌曲如同《随风而逝》一般，企图召唤人们拒绝成为旧思想的俘虏，勇敢向新时代起义。

他大声宣告，时代正在快速变迁，没有人可以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

他警告政客，要倾听人们的呐喊，不要阻挡在路上。在你们办公室的外面，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它将撼动你们的墙壁，让你们无法再安逸地闭上眼睛。

他更警告父母，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

而所有人都要知道：

你最好赶快开始奋力往前泅泳

否则你就会如大石般沉落海里

迪伦很清楚自己写这首歌的企图。他说，这当然是一首有目的的歌。“我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对谁说。我想要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曲，一种主题性的歌。”

的确，一九六四年，青年理想主义开始更炽烈地蔓延。夏天，民权运动组织者展开了“自由之夏”，北方大学生去南方参与民权运动；冬天，柏克莱大学展开言论自由运动，抗议学校禁止反越战抗议行动，八百多名学生被警察逮捕。次年四月，全国性学运组织SDS发动第一次的全国反战游行。这些都只是六○年代后半页更壮阔的青年革命的开始……

《时代变了》是《自由自在的迪伦》的延续，有为时代定调的主题曲，有给苏西的情歌，也有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歌曲，不论是反战或是民权运动。

对于战争的反省，在之前批判过杀戮战场上的血腥（《约翰·布朗》），与战争机器如何在年轻大兵的血液中赚取权力和金钱（《战争的主人》）之后，他更进一步在《上帝在我们这一边》（With God on Our Side）这首歌中，深沉地反思美国的帝国主义与宗教和道德的关系。

歌中叙事者说，历史课本教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伟大军事历史：我们征服了印第安人，赶走了墨西哥人，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上帝都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敌人：

我们被教育一生要恨俄国人 / 如果有另外一场战争爆发 / 我们一定跟俄国人拼了……因为上帝在我身边

但是，迪伦在最后仍祈求和平：

我所感到的迷惑 / 没有任何唇舌可以说清

言语充塞我的脑袋 / 然后跌落地上

如果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 他将阻止下一场战争发生14

他也书写对社会经济的矛盾的关注。《北国蓝调》（North Country Blues）描述明尼苏达州北方一个以矿业为主的小镇。叙事者是一个矿工的太太，她缓缓道出采矿的危险以及生活的困顿：她的父亲和兄弟都因为矿灾而遇难，先生也在矿场关闭后，终日饮酒过日，然后消失了，剩下她带着三个孩子过活。短短一首歌，抒情地分析了经济变迁对劳动者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