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信奉无政府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最激进派；辜鸿铭赞同帝制，是那个时代的最守旧派。辜鸿铭曾称无政府主义者为“无王党”，并认为无政府主义应译为“无王主义”。在袁振英的眼里，辜鸿铭保皇之类的思想冬烘顽固，但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信仰与行为始终如一的执着，敢于反抗时代，不在乎利害，不在乎社会主流的压力，一个人面对全社会的白眼、愤怒、误会、迫害而全然不顾，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凭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事，敢于与整个社会为敌，孤独而自信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的勇气和执着让袁振英发自内心地敬重、佩服与向往。他甚至拿自己北大英文门的同班同学李季善变的悲剧来反衬辜鸿铭执着的可贵。他这样写道：“当时我们的同班还有李季、许德珩等。许氏因事转了学系，李氏的顽固头脑，一如辜先生。他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已经讲到了。后来李氏因为卖文为活，译了《社会主义史》一书，由 新青年社 出版，容易得到稿费，便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只是转变太速，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我宁可赞成辜先生的抱残守缺，决不愿别人的善变，因为投机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事实上，辜鸿铭也以自己的执着为傲。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曾在北大课堂上声称：“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即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袁振英在气质上也是这样的人，和辜鸿铭有神似的地方。他自己虽然新潮，绝不欣赏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这点与另外一个老师胡适很相似。但从感情上，在人格上，在个性上，他更趋向辜鸿铭，反而对胡适的善于周旋，对胡适说的中国简直没有文明可言的说法颇有微词。说到底，辜鸿铭袁振英师生之间的差异只是他们两人坚持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固执的态度与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却异曲同工，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密切，多半也是因为气质上的惺惺相惜，有相互吸引与共鸣的地方。在辜鸿铭的身上，袁振英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袁振英评价辜鸿铭的时候写道：“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这一段既是袁振英对他老师高度的同情与认可，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背了个复辟守旧者的骂名，在革命巨浪汹涌的氛围里，辜鸿铭暮年异常地落寞。1928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 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辜鸿铭死后六年，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于1934年出过纪念他的特辑。袁振英当时写了几篇文章追思故去的老师。为一个人这样再三写文章追念，对厌恶奉承逢迎的他是罕见的行为。他由衷感叹道：“辜先生已矣!我们的同学当中，还没有一个能升堂入室，就是在中国再想找第二个辜先生，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呢！待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为中国的文学界悲！瞻望前途，余欲无言！”当时的袁振英从老师的黯淡命运中，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不为人理解的悲凉命运在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社会氛围中，这就是他们这样叛逆者无可逃避的宿命，只是这对师生尽管生前已经感觉到了，但孤傲固执的他们却无意回头，因为这样的特立独行正是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生命冲动的最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