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鸣

一

1930年10月底，在清华大学任讲师的俞平伯全家迁至清华园，并把居地书房起名为“秋荔亭”。自1924年回北京定居以后，俞平伯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俞平伯在大学里教授的课程有古典小说和诗词、戏曲，其极富个性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们受益匪浅。俞平伯有着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他所教授的诗词作法和研究，极受学生的欢迎。根据授课笔记和研究心得，俞平伯出版了词论专著《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教书授课的同时，俞平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们议议文学，有时还和朱自清、浦江清、陈廷甫等唱唱昆曲，似乎过着一种平静而又悠然自得的生活。

1931年5月21日，时年三十二岁的俞平伯，在《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上发表了散文《中年》。俞平伯在文章中写道：“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销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俞平伯的比喻之中掺杂了不少个人的情绪释解，“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今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颇已渺茫，有隔世之感”。语境中不由自主的透着一丝苍凉和无奈。让人蓦然觉得一种中年的哀愁。

才三十出头的俞平伯怎么会有如此苍凉的心境，怎么会想到写中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俞平伯以新诗创作步入文坛，并且发表了不少有关新诗的理论文章，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以前，俞平伯已经出版了新诗集《冬夜》、《西还》，以及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充分地显示了他在新诗和散文创作领域的成就。出身书香门第、国学底蕴又比较深厚的俞平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作旧体诗、唱昆曲、研读古籍，俞平伯沉醉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之中，自有着一份难得的闲趣。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之一，俞平伯的突出贡献在于新诗的创作和理论，顺应了五四新文化提倡白话文的主旨，并和胡适、陈独秀等共同探讨新诗的发展，同时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了大量新诗，其中有《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潮歌》、《乐观》、《无名的哀思》、《黄鹄》、《冬夜之公园》等等。并在之后由叶圣陶、刘延陵主办的《诗》月刊中，继续着新诗的创作和理论，从字句篇章、音节用韵、叙事说理等方面，提出了白话诗建设的条件，充分显示了俞平伯在新诗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时间仅仅过去了十多年，俞平伯《中年》一文却流露了些许消极的思想。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俞平伯有这样的消极思想并不奇怪。他在和朱自清的交往中，就一起探讨过有关刹那主义的话题，为此朱自清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不调整的。平常的说，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俞平伯回应道，“我们要求生活刹那间的充实。我们的生活要求灯火集中于一点，瀑流倾注于一刹那”。其实所谓的“刹那主义”，就是糅和了西方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和儒家现世文化的一种表现。俞平伯受其影响颇深。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俞平伯历经了出国留学不顺，回家乡杭州从事创作，在各大学教书授课的过程，到1931年写出《中年》一文，那种苍凉的心态和变化，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的，既有“西还”未果的颓唐，亦有受西方思想理论影响的关系，也有本身的性格和思想原因。比较主要的一点是俞平伯受亦师亦友的周作人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