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0年代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历了十多年，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加紧和加大了在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同时随着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革命的激进的文学风起云涌。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国家正面临民族的危机。

出身名门的俞平伯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人，自小所受的教育也十分的规范，学就于当时著名的学府，后又长期任教。在所交往的朋友圈中，有黄侃、朱自清、周作人、叶圣陶、废名、浦江清等著名知识分子，亦有他的同学康白情、傅斯年、杨振声等，并在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北大新潮社的工作，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顺应上世纪初叶民国前后留学西洋的潮流，以学习和考察外国的先进经验，俞平伯也有两次不成功的留学经历，即1920年初赴英国留学，俞平伯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写道：“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 十九年矣尚有童心 者欤，抑所谓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者耶。”1922年又赴美留学因得病而返。西还的失败对于俞平伯打击颇大。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俞平伯的生活日趋稳定，教书授课之余，创作也开始渐入佳境，由新诗而及散文，亦言亦白中充满了一种情趣和知性，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最为周作人所赏识。俞平伯整个思想的变化，显现在他颇具闲情和趣味的文章之中，和退回书斋而独善其身的行动之中。如他写于1932年的《代拟吾庐约言草稿》中，就有类似的想法：“生命之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艰也，宇宙至大也，区区的挣扎，明知是沧海的微沤，然而何必不自爱，又岂可不自爱呢。”透露着俞平伯不一样的心境。

1930年5月由废名主编的《骆驼草》周刊在北京创刊，俞平伯和周作人是主要作者。这本小型的周刊表现出强烈的独立主义倾向，也表明了刊物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趣味。一般认为《骆驼草》的作者队伍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的雏形，但由于偏于北方一隅影响力十分有限。倒是俞平伯对于左翼作家批判《骆驼草》和周作人不以为然，在题为《又是没落》的文章中对普罗作家的批判予以了反驳，“什么是没落？我一点也不懂，并可以说昨儿在苦雨斋把没落挂在口角上的各位师友，也没有一个真懂得的 ”俞平伯对于普罗作家和左翼文学的不屑，还在于他们对于其散文《中年》的批判，这是周作人写信时告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