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比起俞平伯的《中年》来，将近五十的周作人的《中年》似乎更恰如其分。实则上周作人的中年感叹更具一种无奈的况味。

1930年代初的周作人，在教书写文、翻译的同时，还在各处学校和集会上作演讲，继续阐述他的文学理论和主张。随着文学中心的南移，以鲁迅为首的大部分作家都聚于上海，和上海的革命文学和激进文人比起来，居京的作家和文化人显得有些落寞和保守。体现在周作人身上，除了他的《中年》文章的哀叹以外，还有“闭门读书论”和“不谈国事”，对于左翼的激进文学，也颇多微词。并在《青年界》创刊号上作《金鱼》一文，攻击左翼作家是跟着青年跑，是投机趋势，并且反对文艺上一切必要的斗争。“几个月没有写文章，天下的形势似乎已经大变了，有志要做新文学的人，非多讲某一套话不容易出色。我本来不是文人，这些时式的变迁，好歹于我无干，但以旁观者的地位看去，我倒是觉得可以赞成的。为什么呢？文学上永久有两种潮流，言志与载道。二者之中，则载道易而言志难。”

周作人的这种变化是有着复杂原因的。实际上在1928至1929年，周作人就从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开始渐渐地走上了消沉之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和北洋军阀无异，令周作人十分的失望；而左翼的激进文化，又和其思想和文学主张相背的。对于现实的严重失望使周作人把历史看成漆黑的一片，对于民主和对于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于是有了《闭门读书论》，有了《中年》。“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了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闭门读书论》）“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 平常中年以后的人大抵胡涂荒谬的多，正如兼好法师所说，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是也。”（《中年》）一言一白中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满怀着失望和无奈去逃避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