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估计这张字条是如何写的？

“我们的登陆作战行动已经失败……所有士兵无论海、陆、空三军，无不英勇作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假如行动中有任何错误或缺失，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很多年后，时过境迁，当艾森豪威尔在接受一位学者访问，谈及此事时，他进一步阐释，说记得南北战争时，南军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一役被打败，领兵的李将军(Robert E. Lee)只怪罪自己，他写信给总统时说：

“军队没有错……错由我一个人负全责。”

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就是如此受到启发。

很多人都知道，领袖之道，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谓的：“The buck stops with me.”但现实上，却有几多人做得到呢？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曾向朋友透露，一生人中，压力最大最辛苦的时候，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特区政府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介入股市，打击“大鳄”那一个多月。

虽然曾荫权崇拜丘吉尔，但毕竟，他始终不是丘吉尔。丘吉尔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斗志昂扬地去迎接一场战争的来临，并相信自己为此而生。但曾荫权却不是，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英雄的人，却被历史无端端放在这一个位置。他为此胆怯过，但却没得选择，必须要“死撑”下去。

他不会如丘吉尔般，因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雀跃不已，反而要想尽办法舒缓压力。当时他究竟是如何减压的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无论晴天雨天，曾荫权清早都会到教堂祈祷，这已经成了他多年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告诉你“金融风暴”时，曾荫权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倚赖祈祷来减压，相信大家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但或许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当年7月尾到8月初这段时间，他的压力大到这个地步，就是每个小时他都会念一遍“天主经”或“玫瑰经”，心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才可安静下来继续做大大小小的决定。

曾荫权的另一个减压方法，相信大家估也估不到，竟然是“擦鞋”，是真的把皮鞋擦亮那一种。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把柜里那十多双皮鞋拿出来，重新擦亮一遍。

这也不是很奇怪，当不开心或者压力大的时候，一个人坐下来，容易胡思乱想。反而是擦鞋这类简单、机械、重复的动作，能够令一个人专注，把紊乱的思绪重新集中起来。

因为公务过于繁忙，所以曾荫权始终没有时间为自己好好培养一种兴趣或嗜好，让自己可以减压。以“擦鞋”来打发不快，或许正正反映了一个政治领袖的孤独世界。

1998年“金融风暴”期间，据闻，当时香港政府入市大行动的其余三位策划者，香港金管局行政总裁任志刚、香港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以及金管局副总裁陈德霖，压力一样大到不得了。

有人心水清，发现到当时许仕仁的身体胀大了一个码，据说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令他每晚无法入睡，因而吃了很多零食来减压(这就像很多女孩子失恋时的情况一样)。许仕仁如今的手指头仍然有所破损，愈合得不太好，就是因为当时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令他不自觉地以“搣手指”的方式来宣泄。

另一位同僚陈德霖，当时一样抑压得每晚无法入睡，后来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每晚点燃香熏油，才能够进入梦乡。

任志刚爱运动，尤其是跑步，许仕仁则爱听音乐，尤其是歌剧。这些都是两人减压的方法，但却并不代表压力可以轻而易举消解。

屏幕上看到的领袖，往往是坚忍不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现实中的领袖，却是有血有肉，有着常人软弱的一面，会胆怯，甚至在关键时刻会双腿发软——就像你我一样。

毕竟世上没有多少个丘吉尔。

＜＜＜ 有关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取材自Edgar F. Puryear, Amercian Generalship: Character is Everything ：The Art of Command, 2001, Presidio Press；至于丘吉尔的故事，见诸其巨著，The Second World War, Vol.1, The Gathering Storm，Houghton-Mifflin，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