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特首完全明白，政府在前线全力打仗，如果舆论和民意不支持，不断被拖后腿，政府做起事来就会束手束脚，这场仗将很难打下去。若打不赢这场舆论战，就算打赢抗疫战，也会陷入输掉民意的恶劣局面。所以在镁光灯聚焦的抗疫工作背后，政府绞尽脑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发起另一场“暗战”。

例如，在医院第一时间识别出首名人类猪流感确诊患者之后，医院管理局立时将有关过程制成了影片，访问有关的急症室医生和护士，让其讲述身处抗疫第一线的工作、感受以及心路历程，其中有高层表扬两人的片段。

这段全长6分25秒的影片，不但在各医院播放，借此提高医护人员士气；更为重要的用途，恐怕却是提供传媒尤其是电视播放，以为抗疫工作平添人性化的一面，建立起正面印象。有报道说，这是行政长官“心战室”出的主意。

这令人不由得想起几年前由任贤齐和陈慧琳主演的港产电影《大事件》。片中一个情节描述一名警员在街上执勤时被悍匪以枪指吓，慌极举手投降，却被电视新闻拍摄到广为播放，让警方丢尽面子。

但警方釜底抽薪，安排该名警员接受电视录像访问，以人性化的角度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说警队不鼓励队员冒险，他有太太，有新生的儿子，也要向家人负责。结果成功扭转了舆论。

政府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亦不断延揽各个“持份者”（stakeholders)参与，做好互动。由各国领事到本地政党、民间医疗组织等，都不断被知会疫情最新进展。

当外间有些医生从医疗角度猛烈批评政府措施时，也有香港大学专家袁国勇教授出来为政府护航，同样一番话由他来说，比起任何一个官员自然有公信力得多。

此外，维景酒店解封那晚，被困住客雀跃高喊“I love HK”(我爱香港)，甚至载歌载舞，香港全城都感染到那份欢乐喜悦时，唯独行政长官曾荫权却在镜头前一脸严肃地说：

“大家可以松一口气，却不可以松懈。”

翌日，食物及卫生局长周一岳出席电台节目时小心谨慎地说：

“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如今只是踢了5分钟，庆幸还没有输波（球），但比赛还有很长时间，而且我们就连中场休息也不会有。”

副局长梁卓伟亦强调：

“维景解封不是一个句号，只是一个逗号。”

为何这些特区政府高层至此仍诚惶诚恐、面带忧色，感染不到半丝喜悦呢？

在“危机与期望管理”一节中，我曾举过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二战中的表现作为例子，说明在一场重大危机中，领导人切忌让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蔓延，千万不能心存侥幸，令民众盲目乐观，到头来适得其反。

了解了“期望管理”(expectation management)这门学问，对三位特区高层的言论，便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

＜＜＜ 想知道更多有关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种种，可翻看学术书籍，由Dee Graham等心理学者所著的Loving to Survive: Sexual Terror, Men’s Violence, and Women’s Live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