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最可哀叹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个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经济将会进入长期的低迷，等待风浪过后继续出海的人们在海边会等到望眼欲穿。或许，只有爆发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才能拯救世界经济，但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主导产业将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赶上新兴产业的快车，就能抢占经济增长的制高点。但在这次洗牌的过程中，手气不好、行动迟钝的选手将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达近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然而，在这段时期的头10年和后10年，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质量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果说1991～2000年是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那么2001年以来则是全球经济的“镀金时代”。

经济增长靠什么？无非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资本、劳动力以及科技进步这三种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同时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前苏联、东欧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全球化覆盖的人口数量急剧提高。其次，信息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并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产业布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生产方式的变革实现了生产链条的无限细分、随意组合，国际贸易实现了从产业间、产品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大大增加。最后，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而股票市场的繁荣又促进了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在这段时期里，全球各主要股指涨幅均在100％以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IT行业，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幸运的是，由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工资价格螺旋”的通胀传导机制被阻断。尽管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各国央行大量增发货币，但通货膨胀却始终没有出现。快速的信贷扩张和高增长、低通胀共同构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逐渐下降。首先，技术进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信息技术带动的科技革命到2002年基本告一段落。2001年以后，美国研发投入的GDP占比一路下滑，新的科技革命迟迟没有出现。发达国家在这段时期已经习惯于通过离岸生产和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而非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其次，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比如，中国于2004年起，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开始上扬。连中国这样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也一度出现了“民工荒”。最后，资产价格泡沫日益泛滥，并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2002年之后，美国通过连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导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在2002～2005年间出现了异常火暴的局面，但2007年之后，次级贷款违约率的提高最终刺破了泡沫，并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了一次空前的危机。

当将近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停滞之后，我们遇到的将是混乱和悲观的“黑铁时代”。失业率居高不下将会成为困扰全球各国的难题。这次危机之后，高失业率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些部门的就业机会将像渡渡鸟一样从此绝种。伴随着高失业率到来的将是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尽管金融危机的地震已经过去，但是，金融市场上仍然会余震不断。蛰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大量过剩资本随时有可能决堤而出，能源、初级商品价格可能在国际游资的追逐之下，出现巨大的泡沫。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发展战略必须调整。在过去20多年里，有两个火车头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个是全球化，另外一个是城市化。如今，全球经济将会进入长久的低迷。美国居民将会被迫提高储蓄率，缩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出口进入了一个漫长而漆黑的隧道。全球化的列车晚点了。很多坐车的人等不到下一班车到站，纷纷要求退票换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化的列车超员了。从全球化列车上下来的乘客争先恐后要挤上城市化的列车。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冬天迈入夏天，房价不停地上涨，地价不断创出新高。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对助长房地产业的“繁荣”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上车的人多，车上的座位少，也是导致房地产业异常火暴的另一个原因。在挤车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黄牛党”，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坐车，而是为了炒作车票。先占座，占好座，再倒卖车票。这些投机者看准的，就是想上城市化列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冷眼旁观，城市化列车已经超载了，这辆车出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没有挤上车的人或许会觉得遗憾，其实，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们没有上车，但是会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