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祖母一生中有那么多梦想曾经破灭，她并不是那种会把生命价值全然寄托于碗橱的人，而碗橱里也满是一些譬如朝露、去日无多的瓷器。不过，祖母是个情感丰富的人，她喜欢亲自做一些事。所以，我也不知道，当看到她结婚时的瓷器现在掺杂着来自家族各色人等的器物时，她会是怎样的反应。家族里既有跑到最南方的涉世新人，也有来自东北部的扬基佬，所有这些人的东西全都在祖母的碗橱里占有一席之地。祖母从那位裹着袍子、碎步快走的阿姨手里继承到了日本伊万里咖啡杯，这是碗橱里的物件之一。但最了不起的还是那位谦和的伊利诺伊农场主妇送给她的美国哈维兰瓷器套装--这套瓷器因为服役了太多的周日晚餐，边缘的金漆都全磨掉了。

我很迷惘，就在一个小时前，我伸出手，抚摸那些精致的茶杯手柄，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端详细薄的瓷盘时，就好像先辈们在亲近她们脆弱的珍宝，而她们的心也快要粉碎了，细小的碎片会撒满整个屋子。我发誓，在那个碗橱里，我感受到了那些老痛旧伤。

然后，我看到了餐厅木地板上那条6英寸的印痕，这是我的父亲，我祖母的儿子，在一次感恩节探访时留下的--父亲的餐椅向后翻倒，狠狠地砸在地板上。父亲很恼火，不过我很高兴。他在我的房子里做了个记号，尽管我现在失去了他。今天，我的手指摸过这条印痕。我在想念他，我想再听到他的声音。

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父亲去世了。如果现在再拨儿时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将是我的继父。继父是个好人，我为妈妈感到高兴。不过我仍然很难过。

大家翻到这本书的开头，可以看到这本书是献给谁的（当然，前提是这本书确实出版了）：“献给我的父亲--这是献给您的杜森伯格。尽管我知道，您已常驻我心，要这又有何用。谢谢您一直信任我！”

在我写的每本书里，前面都会写上这段话。应该说，如果不了解我父亲的一些事，这个故事将无法讲下去，或者说，这个故事不能讲得让大家很明白。我的父亲早已去世了，距离此时此刻差不多正好4年。

现在，我眼睛盯着书桌旁边墙上贴着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照片，脑子里在想，我丈夫脑子里那些蜂拥而至的想法，就好像有一堆蚊虫簇拥着他手中的钓鱼杆。在这个美好夏日里，我的孩子在树林里和邻居小孩们一起玩耍，我的父亲对所有这些戏剧性故事又能说些什么呢？我能听到孩子们在玩蹦床，大呼小叫，叫喊着“快泼呀！”大中午的，却有一只公鸡在打鸣啼叫。我了解四周的这群小朋友们，现在那只公鸡大概变成落汤鸡了。

就在这样的时刻，我想打电话给还在工作的父亲--这项特权可不能轻易动用。

父亲的秘书先接听电话，接着马上为我接通父亲；我母亲就不会这样，她总想先说两句。

父亲接电话时总是公事公办，而我也模仿这种语气回答，然后父亲就会温柔起来，说：“哦……噢，劳拉呀！你好啊！”我从电话线上就能感觉到父亲的嘴角会扬起一丝笑意，尽管电话线的一头是芝加哥市区的密歇根大街，另一头是我当时所在的地方：也许是寄宿制学校的某台付费电话，也许是大学宿舍，也许是意大利的邮政局，也许是蒙大拿的某间屋子--屋子里很安静，只不过树林里有只大叫特叫的公鸡。

“你终于想起来要给老爸打电话了。”请想象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的样子。

“嗯……”我赶紧打住，因为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尽管我保证过自己不会哭出来。

父亲的声音变得更柔和了：“啊噢，我的小宝贝，出什么事啦？”

然后我只剩下呜咽了，抽泣了一会儿，脑子里想象着父亲的西装，希望能闻到他脖子上的味道，然后出去到大学俱乐部吃顿午餐，找排红色的皮靠椅打个盹--就像我们过去那样。那个夏天，我还是艺术学院的实习生呢！

“你知道我正在找什么吗？”父亲每次都这样问。

“找什么呀？”我擤了下鼻子。我知道他将要说的话，也许正因为此，我才最先想到打电话给他。

“你很久以前送给我的那块老木头呀，上面还紧紧粘着一张老爷车的照片呢！你不记得啦？”

而这只会让我哭得更厉害，我甚至能想象得到他那眨动着的眼睛：“我当然记得。不就是您的蓝色杜森伯格么！”

然后，父亲开了个玩笑：“好吧，我准备要看到真东西喽！”

我破涕为笑，父亲也乐了。不过我们俩都知道，这个渊源已久的约定关乎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会出名，然后会为父亲买一辆他最想要的汽车，一辆1930年的蓝色杜森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