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在意自己的专业，为了电影学位，我还进修了剧本创作课程。但是，有一回老师布置了一幕30分钟的作业，在快要写完整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意识到，原来3年半以来，我一直都在学习错误的东西。

电影教授对那份“杰作”的反应帮了我一个大忙，“这根本不是电影！快把这东西送给英文系的那些呆木头吧！”虽然这听起来不怎么像“帮忙”--特别是当我看到教授给评的那个“差”之后。

我站在英文系主任的办公桌后面，涨红着脸，心里充满了绝望，手上捧着厚厚一摞稿子，稿纸上都留了双倍文字行距（我根本不知道，即使再过20年，几乎还要这么干）--我听见了心里的叫喊。

系主任翻着那摞稿子，嘴里念叨着：“天呐，你怎么会跑去学电影了？”第二天，我就进了高级写作班，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这个短篇得分是“A ”，它还赢得了全州作文竞赛的第三名。然后，就是那个周末家长会，就在那天，我全跟父母说了。

但他们俩都茫然地瞪着我，这超出了他们的考虑范畴--要以写作为生？在他们周围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知道什么作家。

也许，这就是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是否接受了写作这东西。不过，有个传闻轶事让他印象很深，他也一直跟我念叨：“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可是被人拒绝了20多回，然后才出版了第一本书。”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收到的拒稿信不知不觉就远远超过20份了。慢慢地，父亲也不再提那辆蓝色杜森伯格了。我能肯定，这是因为父亲不想让我难受。

直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的桌子上还摆着那副镇纸。我也知道，这块寒酸的、贴着褪色照片的木头，对父亲来说，和真实的杜森伯格没什么两样。

父亲是我的拥趸。父亲知道我是谁，他清楚我的本性。父亲知道我生来心思细腻，热情洋溢，还有一点多愁善感。他知道我非常想去冒险，也知道我嗓门大、笑声大而且话痨。父亲常常四处炫耀，说寄宿学校的一位教授曾经这样说过我，“劳拉就像一本翻开的书”。也许，那些胡蜂人多半会加上一句：“那她最好偶尔也合上一会儿。”但父亲不会那样想。

父亲从没有读过我写的书，他只看那些《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不过，在家庭聚会上谈起这些书的时候，父亲总是我的忠实听众。那时我会给他读上几段--尽管没听到一半，父亲就睡着了，但我觉得没什么。大家要知道，有人如此地信任你，甚至不需要你的回报，这该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呀？我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幸运儿。我也希望，自己并不是那个唯一的幸运儿。

后来的一切都毋庸多言了。在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周里，我一直陪着他，住在特护病房里。我们俩一起看了一部租来的电影，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歌剧院之夜》（A Night at the Opera），虽然隔着氧气面罩，我也能感觉到父亲在笑。他说：“噢，劳拉，你也能做到。我们俩一向都有那种幽默感啊！”说完他推开面罩，抬眼看着我，“你总是那么心有灵犀。”

“你也是，爸爸。”我尽量不哭出来。

几周之后，父亲去世了，但我还要强抑悲伤。我记得什么是当务之急，那就是该死的、都说烂了的自爱。自己被人严辞拒绝了20年，财务上的压力濒临极限，而爱人还越来越意志消沉、不求上进……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捷径能越过重重障碍，找到自爱。事实上，我一直在假装自爱，假装到不再自爱。

如果一生中能有个人与自己真正灵犀相通，那么，我们就是幸运的。

我有两个这样的人：我的父亲，以及我的丈夫。

假如我能马上打电话给父亲，我要先感谢他如此地信任我，然后问问他，40多岁的沮丧男人到底会想些什么，他会怎么想烂透了的事业，他会怎么想濒临灭顶的债务，他会怎么想自己居然不再爱的妻子--而这些归结为一句话，他会怎么想自己不再自爱。

我知道父亲会对我说什么。他会说：“你需要睡个觉。快上床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