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对外关系史上一再发生。

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有一座以佩利命名的公园，佩利何许人？此公乃一百五十年前率军舰来日本叩关，进行武力要挟的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也。公园内还设有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当时的各种实物、文件和出版物，形象地记录了黑船压境，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在当年黑船登陆的地方，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上面有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

在这座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如今已变成一种风俗性的民间节日。耐人寻味的是，在一些表演节目中，入侵者被塑造成英雄，日本人自己却扮演成可笑滑稽的角色，他们身穿黑衣，蒙面蹦蹦跳跳，表现黑船来到之际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的大门，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海军准将佩利，成了不折不扣的英雄。

这真是一种有意思的生存逻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佩利当年倚仗武力对日本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开国，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强盗行为。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看，而认为：日本民族之所以有后来的强大，同1853年此公的造访有很大关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佩利是促使日本开放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恩人。日本近代启蒙家福泽谕吉就曾这样写道：“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回顾日本开国前后的历史，类似的事件还有——

1862年，一位名叫理查森的英国商人在神奈川附近的生麦村遭遇萨摩藩兵时，因不懂礼仪而被杀害。萨藩本是攘夷排外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好战强悍远近闻名。英国要求罚办元凶，并赔偿抚恤金，遭到拒绝后，派出远征舰队，炮击了萨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领教了英国军舰炮火的威力后，萨藩请求和谈，答应了英国一切赔偿条件，并决定购买英国的军舰，萨藩与英国从此建立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建立了新式学校，教授西学，学习富国强兵的知识。萨英之间的亲善关系从此开始。

1863年，长州藩执行天皇驱逐夷狄的敕令，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激怒了西方列强，为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组成联合舰队，仅用三天时间就把下关炮台全部轰毁，长州藩宣布投降，与列强签订和约。这次炮击带来的结果与萨摩藩一模一样。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述：“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战败后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态度的友好殷勤，此时，广岛和长崎上空令人恐怖的蘑菇云还未散尽！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对此作了分析，其中这样叙述：占领日本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坐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们在那里受到曾是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次报复事件。美国军用吉普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在路旁高喊“Hello”和“Good-bye”，母亲们把着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手。作者于是感慨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这种友好殷勤集中表现在对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恭维崇拜上。据史料记载，将军抵日不久，日本一家广播电台便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发表了近乎肉麻的吹捧：“元帅的手放在艾克尔伯格中将的肩上，威严中透着镇定自若和信心，同时又洋溢着一种并无城府的亲切和诚恳之情。元帅的轻松态度使看惯了威风凛凛的日本将军的我们感到惊异和无限的羡慕。似乎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美国打赢了！’并且很有把握地感到，有这样的人物作为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对于日本的将来不是很幸福吗？”

更有甚者，还有人将麦克阿瑟抬到“新生日本的生身父母”、“恩人元帅”的高度来评价。与此呼应，日本各地相继出现以麦克阿瑟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和剧场，小学生也以戴“麦克阿瑟帽”为时尚，日本人后来还为他立了“显彰碑”，甚至还准备为他筹建纪念馆。麦克阿瑟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强大实力的象征，再加上个人的性格和风度上的魅力，在日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追捧。无奈此公不吃马屁，对日本人的恭维并不在意，还说了伤日本人自尊心的话，声称：在精神年龄上“日本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死要面子的日本人当然受不了，筹建纪念馆一事遂告吹。

让我们把眼光投得更远些，看看一千三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

公元663年，为争夺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中日两国爆发了第一次战争，史称“白江口之战”。当时，大唐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双方在半岛上展开了正面冲突，日本调动二万七千人的军队前往半岛，加上百济军队五千人，与大唐军队进行了殊死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日本百济联军大败，日军将领朴市田来津丢了性命。日本史书上这样记载：“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舢舻不得回旋。”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史书也有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依实力，大唐正处强盛的巅峰，在当时堪称世界文明之最，日本则刚刚开始学步，自然不是对手。这场战争给了日本很好的教训，于是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日本不仅没有因这场战争与大唐疏远，反而与大唐关系更加密切。公元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王朝在半岛上的巨大胜利。值得说明的是，高句丽本是日本在朝鲜半岛上与大唐抗衡的潜在盟友，它的消灭对日本来说很不利，日本对此保持沉默也罢了，反而还要遣使庆贺，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证明了日本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从此之后，日本进入了全面吸收引进盛唐文化的时代。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大唐帝国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它战败后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