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对“国”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义的事。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前者是笼统宽泛的，后者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与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下”。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处和册封体系中的宗主国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由许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类似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最容易上升为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因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就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国际主义却大行其道。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识，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障碍，加上中国内部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如军阀混战、种族冲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类），更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迟迟得不到确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时代毕竟进入了现代，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否则连“球籍”都难保，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赋以这种爱国主义合理的依据。千百年来，一种无形的文化向心力总是把全体中国人拢聚到一起，两条贯流中国全土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否则，一旦洪灾发作，没有力量能够对付。惟其如此，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客观地看，大一统也有它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灾难，对付突然的事变，做一些小国想做也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到个人，最实际的爱国，莫过于从自家做起，从脚底下做起，因此中国人的爱国，首先是爱族、爱乡。华侨在海外发了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慷慨地捐款，办学校、建医院。孙中山当年感叹：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爱国的特色。

然而，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爱族、爱乡常常与爱国发生抵触，甚至尖锐地冲突，这是令中国人最感悲哀而无奈的事了。历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三桂、汪精卫一类的人不绝如缕，而且还有种种奇怪的理论，从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话--

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

到最陈旧的观念，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远交近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类，都表明了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