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日本人，日本国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毫无争议的余地。这种明确性，是由日本孤悬大海，地理环境彻底孤立、民族高度单一，这样一种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事情就更清楚了。两国学习西方差不多起步于同时，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强，而中国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大清王朝气数从此断绝。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而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又腐败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国要富强独立，首先必须推翻这个腐败的异族政权。当时从事革命的志士，已经将满族朝廷排除在“中国”之外，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里强调的那样：“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结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强，迅速实现社会体制的现代转型，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时候，中国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种族革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