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吗？”

“大概就是这样了。”他说，“有两个小伙子把人推进电话亭暴打。如果这边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想过去处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档案袋。“好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如果有事，我怎么找你？”

“我一般都会在办公室。”

写着“执业律师彼得·法兰利”的金版镶在水泥玻璃门上，字已经有些褪色。门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经用灰色胶带补上，胶带看起来也有些旧了。

我压低了帽檐，五脏六腑被“亚洲李小龙”折磨过后，一直疼痛难熬。二十二分钟后，全世界的电台都会传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为通缉犯了。

难以想象我目前的处境。我的麻烦大了，但一切又好像离我很远，仿佛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身边发生的事。而此时此刻，我竟然觉得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满脑子只有一件要紧事要办：找到伊丽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关系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边。接待室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两个戴着长长的护颈，一个提着鸟笼，不知道来干吗的。没人斜眼打量我们，这些人好像已经偷偷地观察过我们，掂量过轻重，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精力理会我们。

接待人员戴着惨不忍睹的假发，打量着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说：“我要见彼得·法兰利。”

“他现在有客户在。”她没嚼口香糖，但看起来很像在嚼口香糖。

轮到泰利斯出马，他像个手法熟练的魔术师变出一沓比我的手腕还厚的钞票。“告诉他，我们准备好了现金，”他咧嘴笑着补充了一句，“你也有。我们要马上见他。”

两分钟后，有人带着我们走入彼得·法兰利的办公室，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碧丽珠柠檬喷雾剂的味道。在零售连锁店里司空见惯的组合家具被故意涂黑，仿冒成昂贵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赌城遮秃的假发不相上下。墙上没摆文凭，只放了些骗人的幌子，却只能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有张是“国际品酒协会”的证书，还有一张是彼得·法兰利1996年参加“长岛法律研讨会”的花哨的证明书。还有不得了的，几张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彼得·法兰利跟一些个看起来若非社会名流就是当地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得。有一张木框裱起来的高尔夫球四人赛照片是陈设的焦点，就摆在办公桌后面的奖牌区。

“请坐，”法兰利摆手的动作不小，“两位请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着，双手叠放，靠在黑色的墙上。

“那么，”法兰利说，仿佛口里在咀嚼什么，“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法兰利的一张脸像衰老的运动员，一头金发已经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丝西装，我已经很久没看见有人穿成这样子了，背心口袋的怀表穿了条假的金链。

“我想问你以前的一个案子。”我说。

一双依旧年轻、冷酷而湛蓝的眼眸直视着我。桌子上有张合照，照片里有他和一个丰满的女人，还有个14岁左右正处于青涩年少经历着成长烦恼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来三人的表情略带胆怯，仿佛随时准备经受打击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兰利重复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来找过你，我想知道她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

法兰利的目光掠过泰利斯。泰利斯仍然双手抱胸，太阳镜下的表情难以捉摸。“我不明白，是离婚案件吗？”

“不是。”我说。

“那么……”法兰利举起手，一副“抱歉，我帮不上忙”的表情，“这是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秘密，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想，她应该不是委托人。”

“你把我搞糊涂了。贝……”他等着我补上空白。

“贝克。”我说，“我是医生。”

法兰利听到我的名字后下巴一松。是因为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里听到了我的名字吗？我看不像。

“我的太太叫伊丽莎白。”

法兰利没说话。

“你记得她，是吗？”

他的眼光再次扫过泰利斯。

“她是你的委托人吗？法兰利先生。”

他轻轻地咳嗽一声，“不是的，她不是。”

“但你还记得跟她见过面。”

法兰利调整一下坐姿：“是的。”

“你们当时谈了什么？”

“贝克医生，这件事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是说，你不记得了吗？”

他并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太太，”他说，“不是已经被人谋杀了吗？我记得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新闻。”

我不让他转移话题，“法兰利先生，她为什么事来找你？”

“我是个律师。”法兰利突然抬高声调说。

“但不是她的律师。”

“不管怎样，”他努力地想取得某种平衡，“都得补偿我腾出的时间。”他把拳头放在嘴上，咳嗽几声。“你们刚才说，已经准备好费用了？”

我往后一看，泰利斯早已经拿出一沓钞票开始抽钱。他把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子上，透过太阳眼镜狠狠地瞪了法兰利一眼，才站回原来的地方。

法兰利看了看，但并没有碰钞票。他十指交叉，接着把手心一合。“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我觉得你没必要保守秘密。”我说，“你跟我太太的谈话并不在保密范围，不是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法兰利说，眼光盯着我，略为迟疑，“贝克医生，你爱你太太吗？”

“我深爱我太太。”

“你再婚了吗？”

“没有。”我说，接着又问，“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往后靠。“走吧，”他说，“拿着钱走吧。”

“法兰利先生，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重要。她死了已经八年了，凶手也已经被关进死牢。”

“那你为什么不敢说？”

法兰利没有立即回答。泰利斯又离开墙边，走向办公桌。法兰利看着他，出乎我的意料，他竟厌烦地叹道：“拜托了。”他对泰利斯说，“别装腔作势了。我帮精神病患者打过官司的，跟他相比，你这副样子简直就像《欢乐人间》里的仙女。”

泰利斯摆出一副要修理他的样子，但这样做并没什么好处。我喊住他，他看看我，我摇摇头。泰利斯后退回墙边。法兰利咬咬下唇，我静静地等着他开口说话。

“你不会想听的。”又过一会儿，法兰利说。

“我想知道。”

“这也不能让你太太死而复生。”

“还有吗？”

“大概就是这样了。”他说，“有两个小伙子把人推进电话亭暴打。如果这边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想过去处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档案袋。“好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了。如果有事，我怎么找你？”

“我一般都会在办公室。”

写着“执业律师彼得·法兰利”的金版镶在水泥玻璃门上，字已经有些褪色。门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经用灰色胶带补上，胶带看起来也有些旧了。

我压低了帽檐，五脏六腑被“亚洲李小龙”折磨过后，一直疼痛难熬。二十二分钟后，全世界的电台都会传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为通缉犯了。

难以想象我目前的处境。我的麻烦大了，但一切又好像离我很远，仿佛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人身边发生的事。而此时此刻，我竟然觉得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满脑子只有一件要紧事要办：找到伊丽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关系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边。接待室里有五六个人，其中两个戴着长长的护颈，一个提着鸟笼，不知道来干吗的。没人斜眼打量我们，这些人好像已经偷偷地观察过我们，掂量过轻重，觉得没有必要浪费精力理会我们。

接待人员戴着惨不忍睹的假发，打量着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说：“我要见彼得·法兰利。”

“他现在有客户在。”她没嚼口香糖，但看起来很像在嚼口香糖。

轮到泰利斯出马，他像个手法熟练的魔术师变出一沓比我的手腕还厚的钞票。“告诉他，我们准备好了现金，”他咧嘴笑着补充了一句，“你也有。我们要马上见他。”

两分钟后，有人带着我们走入彼得·法兰利的办公室，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碧丽珠柠檬喷雾剂的味道。在零售连锁店里司空见惯的组合家具被故意涂黑，仿冒成昂贵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赌城遮秃的假发不相上下。墙上没摆文凭，只放了些骗人的幌子，却只能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有张是“国际品酒协会”的证书，还有一张是彼得·法兰利1996年参加“长岛法律研讨会”的花哨的证明书。还有不得了的，几张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彼得·法兰利跟一些个看起来若非社会名流就是当地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得。有一张木框裱起来的高尔夫球四人赛照片是陈设的焦点，就摆在办公桌后面的奖牌区。

“请坐，”法兰利摆手的动作不小，“两位请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着，双手叠放，靠在黑色的墙上。

“那么，”法兰利说，仿佛口里在咀嚼什么，“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法兰利的一张脸像衰老的运动员，一头金发已经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丝西装，我已经很久没看见有人穿成这样子了，背心口袋的怀表穿了条假的金链。

“我想问你以前的一个案子。”我说。

一双依旧年轻、冷酷而湛蓝的眼眸直视着我。桌子上有张合照，照片里有他和一个丰满的女人，还有个14岁左右正处于青涩年少经历着成长烦恼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来三人的表情略带胆怯，仿佛随时准备经受打击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兰利重复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来找过你，我想知道她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

法兰利的目光掠过泰利斯。泰利斯仍然双手抱胸，太阳镜下的表情难以捉摸。“我不明白，是离婚案件吗？”

“不是。”我说。

“那么……”法兰利举起手，一副“抱歉，我帮不上忙”的表情，“这是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秘密，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我想，她应该不是委托人。”

“你把我搞糊涂了。贝……”他等着我补上空白。

“贝克。”我说，“我是医生。”

法兰利听到我的名字后下巴一松。是因为在电视台的新闻报道里听到了我的名字吗？我看不像。

“我的太太叫伊丽莎白。”

法兰利没说话。

“你记得她，是吗？”

他的眼光再次扫过泰利斯。

“她是你的委托人吗？法兰利先生。”

他轻轻地咳嗽一声，“不是的，她不是。”

“但你还记得跟她见过面。”

法兰利调整一下坐姿：“是的。”

“你们当时谈了什么？”

“贝克医生，这件事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是说，你不记得了吗？”

他并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太太，”他说，“不是已经被人谋杀了吗？我记得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过新闻。”

我不让他转移话题，“法兰利先生，她为什么事来找你？”

“我是个律师。”法兰利突然抬高声调说。

“但不是她的律师。”

“不管怎样，”他努力地想取得某种平衡，“都得补偿我腾出的时间。”他把拳头放在嘴上，咳嗽几声。“你们刚才说，已经准备好费用了？”

我往后一看，泰利斯早已经拿出一沓钞票开始抽钱。他把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子上，透过太阳眼镜狠狠地瞪了法兰利一眼，才站回原来的地方。

法兰利看了看，但并没有碰钞票。他十指交叉，接着把手心一合。“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我觉得你没必要保守秘密。”我说，“你跟我太太的谈话并不在保密范围，不是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法兰利说，眼光盯着我，略为迟疑，“贝克医生，你爱你太太吗？”

“我深爱我太太。”

“你再婚了吗？”

“没有。”我说，接着又问，“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往后靠。“走吧，”他说，“拿着钱走吧。”

“法兰利先生，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重要。她死了已经八年了，凶手也已经被关进死牢。”

“那你为什么不敢说？”

法兰利没有立即回答。泰利斯又离开墙边，走向办公桌。法兰利看着他，出乎我的意料，他竟厌烦地叹道：“拜托了。”他对泰利斯说，“别装腔作势了。我帮精神病患者打过官司的，跟他相比，你这副样子简直就像《欢乐人间》里的仙女。”

泰利斯摆出一副要修理他的样子，但这样做并没什么好处。我喊住他，他看看我，我摇摇头。泰利斯后退回墙边。法兰利咬咬下唇，我静静地等着他开口说话。

“你不会想听的。”又过一会儿，法兰利说。

“我想知道。”

“这也不能让你太太死而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