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弟：

巴黎下雪了。

我在里昂车站左边的站台上，看到一片蒙蒙的白雾降下来。雕花顶棚在汽笛声中模糊。

然后，我就误了要坐的车。

“Un Euro？”(有一欧元吗？)

傍晚时候，一个流浪汉穿梭在6号线地铁的车厢中间，他给大家唱了两首歌。

我递过两欧元，想请他陪我坐一会儿。

可是他看了我一眼唱着歌走开了，甚至连钱币都没有拿走。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来，陈小舟在那边说：“吴涯，你说得对，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私奔的点，我原本以为自己不是这样的，那只是因为这个点还没有到来。”

我没有说话，想了想，把手机用力扔出窗外。它滑出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弧线，叮叮当当地碰着桥上的栏杆掉到塞纳河里去了。

这时候，我听到耳边传来细微的但却非常清晰的破碎声。

然后，这声音被锐化了几千几万倍。

安弟，你一定猜不到我发现了什么秘密。

我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信，写几行字就要把手放在袖子里暖和一会儿。

这是我来巴黎的第三年，我记得这是三年中最冷的一年。

那么，之前的几年是怎么样的呢？

去年，我还穿着格子短裙去参加圣诞舞会。陈小舟在家煲了汤，不知道怎么和他吵起来了，后来汤也没有喝，我就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可乐。

前年，我满大街跑着发传单，最后大衣都跑丢了。只穿着一件绯红色的外套坐车回家，也并不觉得冷。

我搓了搓手，继续写那封给安弟的信。想象着她一定会一边吃着米粉一边不耐烦地问，那前年再以前呢？那年冷吗？

我抬起头，想了一会儿还是忘记了再之前的那年。

或许那年我还没有来巴黎，或许那年巴黎还不是我的巴黎。

因为是在那之后，我遇到了张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