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万换着饭店请我吃饭，周围的中餐日餐都已经吃遍了，餐馆的服务生看到二十多岁的我和四十多岁的他，笑容就有了些意味深长。

有一次我问他：“工作餐怎么不去旁边的法餐厅？”

我知道旁边有一家很地道的餐馆，红色格子的桌布，木头托盘装的奶酪，让我大爱。老万神色扭扭捏捏地说：“喔，有些东西我不爱吃的，你想吃的话下次再说。”他点菜的时候时常想拽着七扭八拐的巴黎腔，可还是听得出带着点儿方言的味道。

有一次他偶尔提起办公室里的扁头女郎。他说本来想提拔她做主任的，谁知道她新交了个男朋友，夜夜笙歌白天打哈欠。我对扁头的事一点儿也不关心，只管吃饭心不在焉地应承着。

老万停下刀叉看着我问：“吴涯，你知道我是信任你的，以后也打算让你接管财务部的工作，你可不能和她们一样呀？”

我吓了一跳。我可不想做什么财务部的工作，今年在他这里实习，导师已经说我了，他说，吴涯你很快找到实习这很好，可是实习也不能和专业不挨边吧？

老万半眯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这是他一贯的神态。我突然对他厌恶起来，我讨厌有这种眼神的人。他们一定藏着许多心机又胆小，怕被人看穿阴谋。

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我们约在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我特意打扮得庄重些递过简历，他只看了一眼就说：“中午一起吃饭吧，我给你讲讲明天工作的事项。”

我打电话回家只对妈妈说，工作有了，老板人很好，报酬也高。却一夜想着他那双半眯的眼睛，最后身边都被那样的眼睛盯着，哪个角落都无处藏身。

刚上班的时候我是想对同事表示友好的，我想象着这是一群和我一样的男孩女孩，还怀抱着理想，工作只为了得到一个机会和学习。然而却不是的。

我忘记了这敌意来源于哪里，或许是某天下冰雹老万独自开车送我回家而她们被困在办公室里，还是邀我出席商务谈判而其他人都在粉刷墙壁。我也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对老万的谄媚样子和平庸的工作能力。

当我意识到无法融入他们中间时，只有更加努力。

生鱼片冷了，不是的，生鱼片本来就是冷的。

我和张岸在地铁上见过一个拉手风琴的卖艺人，每个车厢拉一段，再走一圈收钱。

他如同许多骄傲的卖艺人一样，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高昂着头也不看周围的人，只是拿到钱之后偶尔点点头，表示这是一场有尊严的交易。他带来好的音乐收取应得的费用，这时候你扭过头去假装看不到，最后自己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样的人在巴黎的许多角落都看得到，有各个国家的各种乐器。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女高音家，她的声音真好，没有麦克风就将咏叹调传遍了整个地铁站的每个角落。但是也有很差劲的，比如有人买了一个电动小猴子，让猴子跟着音乐跳舞，而那人躺在一边收钱。

我们遇到的是一位法裔中年人，那时候张岸突然不再说话了，只是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中有许多东西。演奏完毕他带头用力鼓掌，和那人紧紧握手，把身上所有的钱放在他手里。没有一丝怜悯，有的只是深深的懂得与赞美，眼眶也微微发红。

整个车厢还弥漫着淡淡的回音，后来他对我说：“这音乐如果能做个片头该多好呀，那里面有关于漂泊这个词汇的所有内容。我应该请他再弹一次，录下来的。”

可是，这样的地铁卖艺人太多了，他们穿梭在各趟列车里，没有目标也不知道将被带到哪里去。他们演奏一路，跟随流动的旅客，在黄昏时分再疲惫地伴随夕阳回家。我想我们很难再遇到他了。

然而他去德国的那天下午，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居然又碰到那个拉手风琴的人。我不认识他，可是我记得他的帽子的。上面绣着ELODIE，一个女孩的名字。

当他开始演奏的时候，我更加确定了。我慌忙打张岸的手机，关机，直接转到留言信箱。

卖艺人依然淡漠而热情，淡漠是对周围的纷纷扰扰，热情是忽高忽低的优美旋律。他突然扭头看了看我，绽出一个笑容。

我继续拨他的手机，还是留言。于是我高高地举起手机录完那段音乐。对面坐着的白胡子老爷爷对旁边的妻子小声说：“你看这女孩，定是在爱情里了。”

三天后，我在MSN上碰到张岸，我说：“你好吗？我在手机里给你的留言听到了吗？”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应，“留言说什么了？”

“你自己去听。”

然后他的头像就突然黑了。

他走后的第三天中午，我接到一通电话。

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喂喂，你是吴涯吗？”

“啊，对啊。”

“哦，你男朋友让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愣了一下问：“我男朋友是谁？”

她也愣了一下说：“就是张岸呀。”

我又问电话多少，旁边有张岸的声音在报号码。

我打过去。

他接起来就问我，“吴涯你是不是很勇敢？”

我觉得好笑，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说：“我当然勇敢啦，我是无敌小魔女嘛。”

他说：“那好，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在学校门口。索邦大学周围有许多夹着书本的学生成群结队地来来回回，

我热爱这座十二世纪建筑的每一块砖瓦，仿佛触摸到就能感觉这几百年来的荣辱不惊。没有什么庞大，也没有什么微小。

张岸说：“那好，我和你说一件事情。我在德国，被人软禁了。”

他说：“我刚到德国就被人带到这里来了。本来以为是所有记者都一样要没收手机及身上所有的钱的，因为他们给我配了一个翻译，而且这个翻译随时都跟着我。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没话找话地说：“你这算什么软禁啊，能看世界杯还能上网哪。”

“我就是不能上网啊，他们把我电脑也给拿走了。”

“那我前天还在MSN上碰着你呢，我还和你说我给你手机留言了，是录的一段手风琴。”

他就沉默了，不再说话。

过了好一阵才说：“原来是这样，原来微微是这样知道的。”

“微微是谁？”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有点儿寒冷。

“是我女朋友，在北京。”

彼此无语。

我呆住了。他有女朋友，他有女朋友！那我做了什么样的人啊？

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了，微微的爸爸是摄影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而这次去世界杯的拍摄任务，德国的机构是微微的爸爸直接控制的。

我在这荒唐的剧情里不知道该怎么演绎下去，仿佛是一个差劲的配角，抢了主角的戏份，就要被人赶下台去。

为了使这谢幕更从容一点儿，我轻轻地对他说：“本来你就是要拍完世界杯就回去的。那么，再见。”

他突然吼起来，“吴涯，别挂，你别挂。”

我就没有挂，也不再说话。

他一个人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打给你吗？”

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好多年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我比你年纪大好多，我经历过的事情也不算少。有一次我在西藏，风把电线吹下来，正好打在我腿上，那一刻我都不能动弹了，全身发麻，觉得我就要死了，很想我妈。后来，我被救回来，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那是我最后一次落泪。这几天，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情绪一直不稳定，怕听到你的声音受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很想你，我非常想你。”

我不喜欢德国，我觉得那个国家太过拘谨，太过干净。

我不喜欢那里的原因，还因为受不了横平竖直的街道。我喜欢法国乱哄哄的、灯红酒绿的夜晚。懒散的得过且过的人们，还有数不清的环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绕回来的。而那一刻，听到他在德国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混乱，想不清楚什么事情。

我的人生很简单，小学中学大学再到来法国。理想是做老师，开一间给残疾儿童的学校。生活与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在我眼中都是透明的。我站在光滑干净的地方受到强势的保护，从张岸的那通电话开始，我预感到将为了这个人要经历一些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蓄意对黑暗和复杂视而不见，维护着洁白。

而他是一双手，要我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个成人世界。

眼前渐渐模糊，我将为了这个人承受一些苦难。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爱就已经腹背受敌了。

我说：“张岸，就这样吧，再见了。”

他大声问我，“那你呢？那我们呢？”

我说：“在你和我之间，哪里有‘我们’呢？再见再见。”

他嘶哑地大声地说：“吴涯吴涯，我就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想，听听你的声音。”许久许久，传来一阵压抑的哭泣。

下午，有从意大利请来的老师讲授神学。巨大的圆形教室坐得满满的，那老人用带着严重卷舌音的英文赞美我们的教室，“孩子们，你们知道现在坐着的地方有多么神圣吗？玛丽·居里曾在这里彻夜演算公式，妇女们的精神领袖西蒙·波伏娃曾经在那里给她的爱人写信。我走进这课堂，觉得与其说是讲学，不如说是朝圣呢。”

可容纳数百人的教室里掌声雷动，四周年轻的面孔上都有着令人感动的喜悦。而此时，阳光从四面八方的窗户直射进来。我在自己温暖的小世界里，想着莱茵河那一边的种种，仿佛春天的飞虫在心里四处徜徉。

是一周以后，我梦到了小仙女。

凌晨两点，我突然惊醒。

也不是因为噩梦，只有模模糊糊的一片草地，有零星的花朵盛开。再也睡不着了，我起身去厨房泡了一杯红茶，加糖和柠檬汁。我喜欢喝这种茶，有时候加几颗冰块。

我端着杯子，站在鱼缸前面看向客厅，隔着水草与金鱼，客厅变成海洋。那里还有一张展开的沙发床，床单与枕套都是小袋鼠图案。还有一个睡袋，脖子的地方绣着一个小小的酸奶瓶。

看了一会儿，柠檬的酸味道把我弄哭了。

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坐在盘边上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在想这次买的柠檬怎么这么酸啊，要不然我为什么哭得停也停不下来呢？这不是因为那个不相干的人，他在德国不知道干什么呢，我还在巴黎过我的逍遥日子。我们就这样不再见面也没有什么啊。

可是，可是我还有一个冰袋在他那里。

那个很小的女孩怜悯地看着我，甚至飞过来摸摸我的头发。我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仙女，然后就惊醒了。

床边的确有一杯柠檬红茶。

只是柠檬红茶凉了，一个小小的缺口，茶屑飘在杯口形成一个圆。

我又回忆起忧伤，我有些思念一个人，却找不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