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为什么会写一本关于残疾人、盲人的小说？

毕飞宇：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问，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写有关盲人的小说？我有一群盲人朋友，大体上说，对盲人、盲人的生活还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说，我其实一直具备写这样一本书的可能性。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过描写盲人的念头，主要是顾虑比较多，后来，我的盲人朋友帮助我打消了顾虑，我的血一热，呼啦一下我就决定写《推拿》了。总之，这本书的写作是突发性的，事先并没有计划，也没有周密的预备，属于说干就干的那一类小说。说干就干，这样的事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经常出现的，最极端的例子是《玉米》，从想写到动手，也就是几十分钟。我的写作也有计划，但是很遗憾，这样的计划往往要在多年之后才能实现。

2、 听说您曾任教于特殊教育师范学校，这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毕飞宇：是的，我在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校做过教师，一共做了五年。我不能说做教师对我的写作有什么直接影响，我没有感觉到。如果一定要找，可能也有，第一就是信心。你知道，做教师是要备课的，备课就必然会遇上难点，所谓的难点就是怎样把问题或事情“说明白”，同时还要“说好听”，五年的教师生涯让我在这个方面有了自信，一句话能不能说好我不敢说，说明白的能力我还是有的。

第二个方面是深入浅出。小说不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大体上说，它是大众的，一个小说家不能只想着把小说写给高级知识分子看，是不是？所以，“浅出”很重要，如何才能真正地浅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深入。没有深入，那只是浅，不叫“浅出”。

3、 您这本书出版时间正好在北京残奥会之间，您是有意这么做的吗？能否说，这是一本献给残奥会的小说？

毕飞宇：许多人这么问了。我这样做不是故意的，只能说是巧合。《推拿》的第二稿我在五月就写好了，但汶川地震改变了一切，当然也改变了《推拿》的出版时间。我不能说《推拿》是献给残奥会的，做顺水人情太市侩气了。

4、 普通人对盲人有着太多的固定化、刻板化的印象，总是在某个模板里来理解他们。小说中写到都红时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您这部小说，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呢？

毕飞宇：我没有打破惯性的念头，我只是忠实于我的感受和理解。作者的感受和理解是作品的出发点，在这个出发点上，作者的单纯是很重要的。

5、 这部小说将盲人的心理写的细腻之至，您是怎样去揣摩他们的心理的？

毕飞宇：我有许多盲人朋友，我们的交流非常多。当你的交流比较充分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揣摩，彼此贴着心思就可以了。当然，生活的交流和小说的写作毕竟是两码事，小说有小说的“写法”，有时候，写到A你就有了B，有了B你就有了C，这是作家的基本能力，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说你不适合做这一行。我只能说，《推拿》的写作和我与盲人的交流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但不是对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