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书中前半部分洋溢着盲人的尊严、积极、乐观，充满着他们对爱情、幸福的狂想。甚至会有读者感觉他们其实正常人没什么不一样。您会不会因为给与他们太多普通人的特点，而忽视了他们作为盲人的特点呢？

毕飞宇：盲人首先是普通人哪，他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才是盲人，而不是相反。盲人有盲人的特点，这个是肯定的，可你不能说盲人的一切都是特别的，不是那么回事。——要说特别，哪一个生命个体不是特别的？都特别。然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又都有共性，可以交流，可以相处，可以共事，可以相爱。在个性与共性之间，作家如何去选择，去呈现，这是小说的难点之一。没有特殊性，小说里的人物将毫无疑义，可是，没有普遍性，小说里的人物同样没有意义，起码没有大的意义。老实说，在这个分寸之间，我也是个小学生。慢慢地写，慢慢地学吧。

7、 小说的结局很悲惨，如小马因为嫖娼丧失了最后的尊严，都红拇指折断成了“残疾人中的残疾人”。对于残疾人来说，悲剧是不是一种宿命？

毕飞宇：小说的结局是悲惨的，却也是温暖的。这才是我想要的。

说起悲剧就不能不说古希腊人，但古希腊人在悲剧的面前是茫然的，他们在茫然的同时把这种茫然命名为“命运”，当“命运”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古希腊人才可以释怀。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人类的自我认知能力有了提高，在“命运”之外，开始考察人的主体意义了，这才有了所谓的“性格即命运”，这句话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倒霉活该，都是你自己的性格不好。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反复强调的，悲剧有它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悲剧”。小马和都红的悲剧是怎样的呢？我说不清楚，把说不清楚的事情推到“宿命”上去，这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不希望把所有的悲剧都笼而统之地推到“宿命”上去，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隔岸观火的、袖手旁观的社会。

8、 只有在推拿店里，盲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被尊重，才不会被忽略。那些没有推拿技能或其他技能的残疾人，或许更多的忍受孤独和冷漠。选择“推拿店”作为故事发生地，是不是您刻意的选择？

毕飞宇：很遗憾，除了做推拿师，盲人的就业机会真是少得可怜。话说到这儿就有点残酷了，我哪里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如果我想写一个盲人群体，除了写推拿中心，也就是推拿店，我不知道我还能写什么。我如果写一个机关，里面的办工人员都是盲人，我想所有得读者都会说我疯了。

9、 在国外，人们总会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残疾人、盲人的身影。而在中国，我们却很少看到他们在大路上行走，盲道往往成了摆设。您觉得个中原因何在？

毕飞宇：你说得很对。我在国外也经常看到残疾人的身影，当然，这个“国外”指的是欧美国家。和你一样，我对这个现象也是记忆深刻。还有一点我也是记忆深刻的，那就是那些残疾人的神态，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那些残疾人的神态与常人无异。我可以武断地说，那些神态与常人无异的残疾人一定有保障，这个保障很可能是大保障，也就是制度保障。我在苏黎世的大街上就见到过一个肢体残疾的残疾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开着他的电动轮椅，在大街上兴头头的。我们有看见有人和人帮助他，或者说，我没有看见有任何人“在表面上”帮助他，他所得到的帮助一定是背后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是残疾人，一上街，到处都是关心的手，下一次我还敢上街么？我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