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突然转回到正题：“噢，您准备给我们讲点什么呢？”我答道：“土壤学。”

唐·托马斯可不会让自己冷场：“好极了！”他兴致勃勃地评论道，“我们这儿都是农民，他们会很感兴趣的。”然后，他又岔到另一个话题：“有人告诉我，您想徒步穿越特帕尔卡特佩河谷，这也是大家喜欢听的，有关热地、埃尔因菲耶尼约水库和河坝的事情，有意思呢，您回来以后，可以在星期五晚上给我们做个报告，不是吗？”他第一次向我讲起有关热地的笑话，后来，这个笑话，只要他提到热地，他必讲无疑：“您知道，下地狱的人中，怎么看出是热地的特帕尔卡特佩人吗？告诉您吧，在地狱，只有特帕尔卡特佩人在夜里嚷嚷要盖被子！”

正因为托马斯·摩西爱讲这种好笑的事情，在墨西哥人类学家眼中，他是个傻瓜。可是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他的温和、善良，他那乡叟的精明、过时的打扮，还有他的害羞和对天才的怀疑。倘若没有他，倘若他不是朗波里奥的领导，我想，我在这座城市、这个自私而虚荣的河谷里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会拉起达莉娅的手，远走他乡，我们会去红地，或者去山里，和胡安·亚居斯那帮被冷落的、沉默寡言的兄弟们待在一起。

在等待演讲的日子里，我养成了去唐·托马斯的办公室造访的习惯。我总在上午将近十一点时到达，赶在喝咖啡原文为西班牙语。之前。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确切地说，主要是唐·托马斯在讲，我听。他可真是一肚子故事。他给我讲帕里库廷火山1943年，墨西哥的帕里库廷火山从平地突然一夜拔起四十米，一年后增至四百六十米，九年后才停止增长。的诞生，那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开车，一直把他带到悬崖边，他看到玉米地里有一头黑色的巨兽正在吐出熔岩，天空灰蒙蒙的……克里斯特罗革命指克里斯特罗宗教反抗事件（1926—1929），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徒反抗墨西哥世俗政府，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时候，华雷斯河谷的人们纷纷改名换姓，躲避报复行动。拉扎罗·卡尔德纳斯的祖母是黑人，他不惜一切代价隐藏真相，毫不留情地把饶舌的家伙送进监狱……有个刽子手头头号称Empujas o empujo（“要么自己动手，要么等我下手”），因为他总是把刀架在犯人的脖子上，让他们选择是被他砍死还是自己主动把刀按下去……有一位法国探险家，叫做什么拉乌塞-布尔邦伯爵的，想要在索诺拉山上建立一个自治国家……有个美国银行财团计划向墨西哥购买下下加利福尼亚的领土，然后再用赌场和五星级饭店把它打造成一个新佛罗里达……唐·托马斯气定神闲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点燃一只雪茄，眯起眼睛，又开始讲一个新故事，仿佛一位专爱讲故事的印第安老人。

中午，他终于起身跟大家一道去橘树下喝咖啡。各系的研究者和教师都来到他的身边。没有人会缺席中午的咖啡，就连那些讨厌唐·托马斯的人也不例外。阳光闪耀在橘树的叶缝间，反射在喷泉池的蓝瓷砖上。轻松的时刻。

达莉娅有时候也会上这儿来，她总是缩在后面坐，因为她总是被唐·托马斯和那帮人类学家弄得很局促。她在和朗波里奥的女秘书罗莎聊天。罗莎今年三十出头，可惜从来没结过婚。随后到场的是加尔西·拉扎罗和他的小团队，阿里亚娜·露兹为他们预留了座位。自从那次人类学家山冈事件之后，加尔西就再也不看我一眼，把我忽略不计了。

这其中的争执与纠葛，唐·托马斯心里都有数，但他拒绝参与。朗波里奥属于他，是他的作品，他宁愿永远相信，朗波里奥的所有成员都是他的家人。也许正因为如此，唐·托马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他想把整个世界拥在怀中。

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我想跟他谈谈坎波斯。他认真地听着我的叙说，似乎知情又不愿表态。后来，他提起另一件事：

“我们这儿有一块实现了乌托邦的桃源胜地，与时代格格不入，举世无双。杰出的唐·瓦斯科·德·吉罗加，米却肯州第一位主教，正是在这里真正实现了托马斯·摩尔笔下的‘乌托邦’，并落实了它的所有原则。就在帕兹夸罗湖边的圣费德月小村子里,他建立了一家修道院收容所，把人们分成一个个小团体共同生活。而且，他所做的一切，今天仍然还存在。”我本想抓住机会再把坎波斯抛出来，但他坚决扫除了这个话题：“没错，我知道，在阿里约路上，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公社，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首领。他们的落脚处早先是耶稣会会士的聚居地，后来被革命者占领了。在坎波斯教堂里，普罗神甫被联邦军队的士兵打死了，我父亲告诉我，下葬前，一个孩子从他的尸体上捡到一块表。我父亲说他看到了那块表，一块漂亮的银制凸蒙怀表，刽子手们下手迟了。”我还在做最后的尝试：“有人告诉我，坎波斯居民想要恢复耶稣会会士的事业，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唐·托马斯立刻打断了我。他站起身，喝咖啡的时间到了。

“任何地方总会有堪比神灵的圣人，尤其是这儿。他们来了，待一段时间又走，一走便杳无音讯。总而言之，他们是候鸟。”

每晚，在村口，在西尼·查理·查普林那边，都能听见黑鸟把桉树的枝叶摇得沙沙响。我不敢再提坎波斯。无论如何，坎波斯不会成为谈话的主题，这或许就是拉法埃尔想要告诉我的。

就在那时，我第一次进入了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