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住在这里，住在坎波斯？”我指了指包藏着秘密的那堵高墙。老人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战后的几年里，那儿一直保持着老样子。我还和别的孩子一起到废墟里去玩过。我们在那儿找宝贝，有人说，耶稣会会士离开之前在什么地方埋了金子。但我们什么也没找到，一个铜板也没有。”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他先想了想：

“现在，住在这里的是外国人，嬉皮士（他把小舌音发得很重）。他们住在废墟里，在那儿种蔬菜。他们有奶牛。有时候，他们会给我一块奶酪或者一点水果。他们要向住在阿里约的房地产商付租金。”

我掏出一个美国烟盒。我们在挡雨披檐下的塑料椅上坐下来，面前就是那堵高墙，那是坎波斯的边境线。稍远处，右边有一扇关着的生锈大铁门。坎波斯的天空蓝得耀眼，两座形态极美的姐妹山脉俯瞰着河谷。西边，在大海那边，螺旋状的高积云开始聚集。不时有椋鸟飞过，向着山谷另一边的大块田地飞去。一群蜂鸟绕着盘在厂棚摇摇晃晃的门柱上的胡安梅卡特藤（一种藤蔓植物）嗡嗡地飞，发出轻微而尖利的叫声。

我突然开始想，我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也许是想在坎波斯再见到拉法埃尔·扎沙里，继续向他提问。当然，肯定也有好奇心作祟，想亲眼看看这地方是什么样子。那堵墙后面，应该正在发生着某种神秘的、令人忧虑的事情吧。我竖着耳朵听，希望听到人们的说话声、孩子的吵嚷声、活动的嘈杂声、锤子的敲击声、呼唤声。可是，一切都安安静静的。

老人只是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最后，他喃喃地说：“我想……”他在组织语言，“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他们反正不会在这里住很久的。”很显然，在这个人眼中，坎波斯居民是不合法的。他们是一些陌生人，僭入者。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但他已经开始谈普罗神甫了：“每天早上六点钟，他都要准时做弥撒，即使革命期间也没有间断。他有一个女仆给他敲三钟经。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胖女人拉着绳子，钟在高塔上摇摆，当——当——当。我父亲告诉我们，不许到教堂去，那些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父亲说，神甫每天都敲那该死的钟，士兵有一天一定会来抓他的。可是，普罗神甫很固执，他宁愿继续敲钟。士兵来抓他的时候，他穿着黑袍子，戴着神甫帽，他就是这样被枪打死的。他的坟墓就在那边，在市立公墓，但墓穴里什么也没有。实际上，他被埋在一块田里，没人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把老人留在他的小窝里，让他独自继续回忆。我沿着墙往前走。太阳已经把砖晒烫了，蜥蜴紧贴在墙壁的缝隙里。

我路过那扇大门。生锈的金属上可以看到击打过的痕迹，也许联邦军队当时是用厚木板把大门打穿的。不过，锁已经换过，门上挂的是一把全新的黄铜锁。

门的上方是挡雨遮阳的木头和罗马瓦挑檐，不过，我没有看到门铃和标牌。

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静静地听。有几次，我以为自己听到了什么，女人的说话声，孩子的吵嚷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声音并没有使我安心，反倒更叫我担心起来，好像面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遭遇毁灭的地方。

一阵微风吹过，围墙那边的树上，树叶窸窸窣窣。或许就是这种声音使我觉得这里存在着一种人，一种可以与我交流的人。我出来的时候，老人还坐在厂棚下的椅子上，他没有回应我的告别，连那条狗也默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