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往往会把子庄真诚的提问看成是捣蛋者对自己权威的挑衅，因而常会把子庄的父母请到学校。但幸运的是，子庄的父母从不会把这样的“邀请”变成对子庄的愤怒，而是很好地屏蔽掉老师们的压力，一遍遍耐心地回答子庄的“为什么”。

我一面回想着子庄过往的故事，一面打开邮件。

果然，又是个类似事件。子庄上课说话了，影响了其他同学。老师让他写检查，他很快写完了。可老师需要他在检查里加上“我保证以后上课再也不说话”这句承诺，遗憾的是诚实的子庄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知道自己无法用“保证”文字来保证自己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走这套“虚假”路线。

于是他尝尽了苦头：被老师罚抄课文、请父母到校、在班里被树立为“典型”。事实上，子庄父母担心的并不是子庄的“不听话”和“不保证”，而是担心子庄的心理状态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很苦恼。

看着邮件，我内心愤愤不平。难道“听话”和 “保证”对一个老师、一个成年人来说，就那么重要吗？老师的责任在哪里？是要教导出一堆听话的孩子？是要培养出满足自己“权威”虚荣心的孩子们吗？当然，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客观理由来替老师们开脱，例如一个班级的人数太多而不能满足个性化要求，老师工作太繁杂而不能要求太多，等等。那么，请问我们对于老师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难道应该由此而降低对老师的要求吗？孩子为什么要听话？到底要听谁的话？

小时候，妈妈总是告诉我，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难道我们没有发现老师和父母也都有犯错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因为相信一个人而随时都要听从他说的话？

其实，我们所想要表达的本应该是：孩子应听取正确的建议。我们却简化为“你怎么不听话呢”？

从人的个体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或者年龄小的原因，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你。而我们从小缺乏“听正确的话”的教育，这让我们缺乏了进行独立思考和主动思考的机会。孩子们从原来有所想法，到现在不敢有所想法，这实际上不仅剥夺了孩子们一次次进步的机会，而且还剥夺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个体自由，让他们在思想上学会了依赖，也让我们埋下了无数“逆反”的种子。［强调孩子一味听从自己的话会造成逆反要让孩子更好地接受自己的建议，需要树立一个客观的对事不对人的标靶，就是接受正确的话。“听话”两字会刺激孩子的逆反，而“接受”两个字会保护孩子的尊严。］

几乎所有叛逆的孩子都会逆反父母，而很多的话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认同的，但他们为什么要逆反呢？因为他们被要求“听话”已经太久了，实际上我们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的逆反。倘若，我们从小告诉他们：“孩子，你不是要听我的，而是要听取正确的做法和建议。”试想一下，孩子们就算再厌烦，也只是对“这些建议”厌烦，怎么会迁怒于说话的人呢？

联想起不久前，我看到的一个报道：某学校采用“军事化方法”去管理孩子，出现了一些成人打孩子的情况，而学校仍然认为要继续办下去，因为父母们很满意。父母都说，这样让孩子们听话了。难道孩子听话了就是对于教育简单的需求吗？我们难道只是在培养听话的但却没有想法的宠物？而不期待孩子们的展翅高飞吗？孩子们的不听话是不是因为挑战了父母的权威而引致重祸呢？我认为父母们需要学习让孩子吸收正确的意见，而不只是要求孩子“听话”！

孩子们为什么要听话呢？这表面上看个是孩子的提问，但却是需要成人反思的问题！想到子庄坚定的“不保证”，我就能想到他那副诚实的样子，那认真的眼神和严肃的表情，这可是一个真正对自己和别人负责人的孩子呢。

电话又响了：“您好。我是央视少儿频道《成长在线》的编导，我前段时间给您打过一次电话，当时好像您有什么事就急忙把电话挂了。我们能尽快见一面吗？”对了，就是上次我焦急等待常松时接过的电话。

第二天，当电话那头的央视记者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时，我有些愣住了，天啊，有这么巧的事。

“兰海老师，我听说你是从德国回来的？”肖洋问，脸上露出憨憨的笑容。

“你是那个，那个2003？”我急促地问。

肖洋点头。

《我的2003》是在当年流传于德国留学生之间，一个署名为“红烧肉”的留学生自写自唱自拍的一首MTV。 这首歌曲，旋律忧伤中带有畅想，歌词凄美中隐含希望：

我的2003，像我的头发一样，在幸福离开的时候越来越长，忘了有多少，没实现的梦想，来不及记在心上。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已是2004年年初了，刚刚熬过了非典时期。我傻傻地坐在电脑前，霎那间，泪流满面。这首MTV里很多场景都是我当年在德国的美茵兹大学学语言时住过的宿舍、搭乘火车去打工时路过的车站，等等。

意外的相逢让我和肖洋都十分开心。